“大江山”等案中方律师康健：

中国法庭有执行权

“花冈和解”与“安野和解”的核心是：第一，侵害的损害赔偿责任转换为道义上的救济；第二，象征性地给付每位受害者一点点“和解金”，且这些“和解金”中还包括所谓的祭奠、交流、调查等项目费用。

将重大人权侵害的赔偿责任转换为人道救济，令人很难看出日方忏悔与和解的诚意。尤为滑稽的是，“西松安野友好基金”附属于“自由人权协会”这一日本民间机构，对中国受害者的补偿金，怎么让日本民间机构来掌管？

保持友好交往，建立友好关系，这是每一位善良人的愿望。但在“花冈案”、“安野案”中，日方拒不承担历史责任，回避事实，这样的“友好”用什么来支撑？这种表面的“友好”是没有根基的一时示好。

中国劳工对日民间索赔，已进行10多年，基本都被判输了，法律解决面临困境。在此背景下，我认为劳工们可以到中国法院，以劳动纠纷的名义对当年的日本企业提起诉讼。由于奴役中国劳工属于重大人权侵害案，不受时效限制，因此这条路是可行的。仅起诉日方企业，而非日本政府，中国法院具有执行力。

中国被掳往日本劳工联谊会(筹)会长李良杰：

“大江山和解”更具合理性

目前为止，中国劳工通过法律共达成了三个和解，其中“大江山和解”最具合理性，但由于宣传较少，人们了解不多。

“花冈和解”案中，中国劳工索赔是2万美元，这与美国、加拿大对“二战”日本侨民赔偿额一样。这个数字不算高，日本对韩国劳工的赔偿也是每人500万日元，但最终劳工们获得的只是50万日元(合3.5万元人民币)，还没全部拿到手。

“安野和解”也一样，中国劳工总共只得到2.5亿日元的赔偿，相当于每人5万元，可当年西松公司奴役中国劳工时，不仅没给工资，还以餐饮、培训、管理等名义向日本政府要了“补助费”，这个补助费就相当于今天9.2亿日元！

在三个“和解”中，“大江山和解”鲜为人知，但成果最大。2004年达成“和解”后，被告坚持不承担法律责任，亦不谢罪，但表述了加害事实，每位受害者获得了167728.30元人民币的赔偿，也没有衍生出个什么“运营委员会”来。“大江山和解”的原告得到的金额，是“花冈和解”的8.3倍，是“安野和解”的3.6倍，受害者的利益被最大化。但不知为什么，对于“大江山和解”方案，日方律师却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

在中国人的心理积淀中，有一种“救世主”情结，总盼望着“大救星”，所以在劳工案的解决中，我们盲目信任了一些日本律师。但事实证明，日方律师参与中国劳工案，并不是为了帮助我们，正如田中宏教授所说：“我也是‘国家主义者’，我是‘右翼’！我是为了日本的名誉而做的。”

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参与“花冈案”、“安野案”的内田雅敏律师特别表示：“我这样做是为了日本好。西松建设和鹿岛企业的历史问题，不只是企业的，更是日本社会的问题。我是为了日本社会的进步，我不想把这样的问题留给我的孙子。”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劳工赔偿的问题，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们必须依靠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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