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八·七讲话”，王力为自己辩解道：“这次谈话完全是偶然要我去谈的。那天晚上中央文革的人都有事出去了，我一个人负伤在家，所以才叫我谈的。”“这次谈话主要是两个任务：一个是了解一下外交部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第二个任务是要了解外交部一个群众组织的情况，这个组织叫‘外交部革命造反总部’，他们写了一封信给总理同中央文革的负责人。认为八月七日以前关锋、戚本禹的讲话不对，尤其集中说戚本禹的讲话不对，同总理不一致。中央文革认为这很严重，是挑拨总理和中央文革的关系。……中央文革他们认为戚本禹对，给我的任务一定要保护戚本禹。还有保护总理，说总理也对，说总理同中央文革没有分歧，在对陈毅问题上的态度是一致的。……当时所谓的攻击中央文革的，大多数是攻击戚本禹，可是这次我的任务就是得说戚本禹对。我当时也没有认为戚本禹不对，因为这些话不是戚本禹的，他说的‘群众喊打倒陈毅就让他去喊吧’，是毛泽东的话。我当然得说戚本禹对，我如果说戚本禹不对，那么毛泽东不是也就不对了吗?另外还要说周总理也对，反对周总理不对，谁反对周总理，绝对不允许。涉及实质问题的就是这个，我就得这么去说。我的基本任务就是这个。”他强调：“该怎么说也不能由我定，他们定了怎么说我就得怎么说。我根本不是去发表一个讲话，我也没有发表一个讲话。只是在问他们情况当中，我作了一些插话，要我表些态，我就表了一些态。这个表态当时还用文字表达出来，就是八月七日或八日，我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姚登山等人，很短，这是我的正式态度。这封信他们公布了，周总理看到了，看后他说他放心了。”(王力《“八·七讲话”》《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

但是王力的“八·七讲话”却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使外交部本来就不稳定的局面变得更加混乱不堪。1967年8月19日发生了外交部造反派夺权事件，22日又发生了严重违反国际关系准则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23日凌晨，周恩来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同外事口各组织负责人谈了话，对他们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随行的还有陈伯达、谢富治。周在谈话中提到，“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封副部长们的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宗道一《王力“八七”讲话与外交部“夺权”闹剧》《文史精华》1998年第11期)他还多次批评造反派负责人：“你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一根稻草也捞不到。”“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随行的陈伯达也指出：“文化大革命干了一年了，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这是非常严肃的阶级斗争，不是儿戏，不是开玩笑。你们(指北外造反团)是对国家开玩笑，给外国人造成的笑话，你们在外交部的行动纯粹是开玩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没有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一个学校授权给外交部联络站，这简直是开玩笑!”“听总理的。你们什么战斗队，我不清楚，统统听总理的命令。”(《周恩来陈伯达就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与外事口各组织负贡人的谈话(1967年8月23日)》)

随后不久王力、关锋就被隔离，被要求“请假检讨”，四个月后，戚本禹也被要求“请假检讨”，这就是有名的“王、关、戚事件”。关于这一事件的真相，当前存在着多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就是当事人杨成武的回忆，他认为虽然最后是毛泽东下定决心处理“王、关、戚”的问题，但是其中周恩来却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杨在接受访谈时讲道：(张子申《杨成武将军访谈录》)

关于处理王、关、戚的问题，8月24日中午，我乘专机由上海返回北京，立即趋车赶往钓鱼台参加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会后，周恩来找我单独谈了话，并要我直接去向毛泽东请示报告。

周恩来在向我讲了各省的情况后，又谈到王力8月7日在外交部的谈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占领外交部的事，连锁反应到外贸部和其他部，还有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及借口揪刘少奇，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并有揪军内一小撮的味道。周恩来说：“这样下去怎么得了?我耽心的是连锁反应。现在，一个是中央的领导不能动摇，一个是解放军的威信不能动摇!”周恩来还给我一份王力的“8·7”讲话。要我转送给毛泽东。

8月25日上午，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乘飞机去上海，向毛泽东转达了周恩来委托我报告的事项。毛泽东边听边抽烟，不说话，也不提问，听罢汇报说：“成武啊!你累了，先回去休息吧!我考虑考虑，看看材料，有事再找你。”

次日上午，毛泽东对我说：“你马上去准备飞机回北京，准备好了再采。”我从毛泽东那里出来，给专机组打电话安排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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