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停。毛泽东喝了一口茶，说：“我考虑好了，我说你记。”我准备好笔和纸后，毛泽东继续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毛泽东将记录过目后，说：“就这样，你回去请总理马上办。”

当我走出客厅后，毛泽东又把我叫回去，说：“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戚暂时不动，要他作检讨，争取一个。”沉思片刻后，毛泽东解释说：“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我又将毛泽东的话记录下来，请他过目后，直接乘车驶向机场。

中午，我回到北京，立即赶到钓鱼台，单独向周恩来汇报了毛泽东的决定。周恩来决定，事不宜迟，马上开会。

当晚，在钓鱼台，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小碰头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参加。周恩来说：“今天的会议，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重要决策。”他严肃地逐字逐句地宣读毛泽东的指示。随后便把王力、关锋隔离起来。

后来，又根据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的指示把戚本禹也抓了起来。这件事对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来说，无疑是个晴天霹雳，是个重大打击。但江青、陈伯达摇身一变，多次在群众大会上宣称：“王、关、戚是我们自己端出来的。”继续欺骗、迷惑群众。

在抓起王力、关锋的第二天，我奉周总理的指示，飞往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我汇报完毛泽东、周恩来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后，林彪感到很震惊惊,是微微点了点头，什么话也没有说。我随即告退返回北京。这就是处理王关戚的全过程。

第二种说法是王力为自己的辩解。他说自己是被江青打倒的，原因是自己一直同江青对着干，只听毛泽东、周恩来的，不听江青的，与周恩来走得比较近，被江青视为“眼中钉”。王力称：(王力《王力反思录——王力遗稿》)

我早已是江青的眼中钉，留用我，只是怕人们讲“清一色”。没有早除掉我，只是怕人们说“文革不稳定”，还说是要“顾全大局”。这次下毒手了。她用毛主席最忌讳的话陷害我，说：“武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以为天下不是毛泽东的，是他王力的了。”江青和康生的密谈被我亲耳听到，我的轮椅在十六楼门后，他们两个近视眼没有看到。

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下午，在整我的会上，总理一句也未批评我，只是有两次发言。一次是杨成武发言说逼总参向香港派一个营这件事，要王力负责。总理说这事王力不知道。第二次是吴法宪说火烧英国代办处是王力搞的。总理说：四十八小时最后通牒王力根本不知道。总理自己承担了责任。而且，即使没有这个通牒，因为香港问题激化了，也可能在别的事情上爆发出来。

火烧英国代办处以后，主席着急了。还有一个什么“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问题，主席把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当时总理忙得焦头烂额，身体状况很危险，心脏病也犯了。江青他们才逼着总理把那个未经我本人核阅的八·七讲话又一次送给主席，要抛出王力当替罪羊。本来毛主席早已看到了这个所谓“八-七讲话”的传单，这里边许多话就是他自己的原话的重复。……所以，他们逼总理送了那个“八-七讲话”，主席原来只不过是一笑而已。两天后为什么又变了呢?如前所说，是因为江青告了恶状，主席才说了一句“要查一查王力到底是什么人”，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王力是个坏人。”康生连夜查了档案，说王力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还查了家庭关系、社会关系，说我的老伴、岳父、岳父的子女是“一窝黑货”。……正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毛主席犹豫了两天以后，才下决心同意把王力打倒一下。于是，八月三十日下午就在钓鱼台开所谓生活会批斗我。外面许多谣传，都是江青们散布的。

关锋不是因为这些事，而是另一派群众 组织在钢铁学院“五·一六”总部抄出一个反动传单，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这个传单就放在桌子上，让人抄。传单的背面有关锋夫人周瑛的名字和家里的电话号码。其实，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就会判断这完全是诬陷。这个过程，我完全清楚，因为在中央领导人传阅文件时这个文件还是传给我看过的。打倒他主要是因为借助了这个背景。

对此，吴法宪基本上同王力持有相同的看法。他首先在回忆录中讲了导致王、关、戚倒台的几件事情：“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反对周恩来”；“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之后，关锋向毛泽东告康生的状”，然后提到：“九月份，毛泽东回到北京，很快就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等人就王、关、戚的问题打了个招呼。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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