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等三人的命运也就基本上决定了。这几件事情背后的真相究竟如何，我至今仍不怎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事情固然是王、关、戚本人的问题，但是那时候许多问题同中央文革是扯不清的。既然如此，中央文革，特别是江青，就再一次顺水推舟，把王、关、戚抛出去当了替罪羊。”另外，吴还提及了戚本禹被隔离的事情。他说：“到了十一月，毛泽东本来还想‘争取’的戚本禹也被打倒了。江青本来非常器重和喜欢戚本禹，经常把戚本禹带在自己身边，一起进进出出，还要戚本禹学会游泳、学会骑马、学会打枪等等。戚本禹也把江青当作自己母亲一样看待。可能就因为如此，让戚本禹有点忘乎所以，居然送了一套《红楼梦》给李纳，以至江青怀疑戚本禹对李纳有非份之想。于是，江青就向毛泽东反映，说戚本禹这个人改造不了，也要把他拿掉。毛泽东同意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王、关、戚被打倒是毛泽东对林彪的一次警告。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申晓云在其文章《文革中毛、林之争的初次交手——武汉 “七·二○事件”真相》中指出：“王、关等的被抓，对林彪来说，犹如断其臂膀，林完全明白，这是毛给他的一个严重警告。”在这里，申教授这一论点的前提是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她在注释中称：“王力、关锋、戚本禹、林杰、穆欣，掌握《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大权，为林彪集团的主要‘笔杆子’，也是‘揪军内一小撮’舆论的主要制造者”，指出：“在毛、林这些政治人物看来，所谓‘笔杆子’，都只有可供利用和驱策的价值，1967年8月中旬以后，‘揪军内一小撮’口号被作为一项错误遭批判，而王力、关锋被抓，使这项错误有了‘替罪羊’。林一伙在毛发起反击后，为掩护退却，把‘大抓军内一小撮’ 说成是王力、关锋私自搞的，把责任推到了王力、关锋等‘笔杆子’身上，于是江青宣布‘把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与王力、关锋几乎同时被拿下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赵易亚(8月23日)，他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解放军报》副总编辑。穆欣(9月1日)，也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这些文革以来专门制造冤假错案的刀笔大吏，不幸也都被‘莫须有’的罪名所诬，被投进了‘中国的巴士底狱’——秦城。其实，这些‘秀才’，包括迟3个月倒台的戚本禹在内，下台的直接原因无它，乃策划、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本想再立功，不料马失前蹄，跟错了人，立马翻船。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5月16日成立时，连顾问一共有21个成员。经几次清算，到了1967年9月，随着王、关、林、穆等被撤职，仅剩下7个人。”她还认为：“11月23日，《红旗》在出了第16期后，还是被下令停刊，直到1968年6月才复刊。《红旗》是中共中央的最高理论刊物，一贯被视为党的喉舌，但该杂志实际操纵在林派人物手里，这一时期被清算的王、关、戚、穆欣、林杰等全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前都担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职务，总编是陈伯达。它的停刊，反映了问题的严重，和上层斗争的激烈。”
当然，申教授关于“王、关、戚是受林彪重用的‘笔杆子”’这一观点还是有待商榷的。王力在提到中央军委十条命令的起草过程时，曾指出：“十条命令完全是林彪口授，叶群记录的。由秘书送关锋斟酌文字，关锋历来害怕江青怀疑他背着江为林办事，都要找上王力、戚本禹或至少一人。”(王力《武汉七· 二○事件始末》《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陈再道在讲述“武汉七·二。事件”时也提到：“7月20日上午，事件刚刚发生，林彪便亲自写信给毛主席。当时周总理在北京，但林彪不找总理，叶群叫秘书把信送给戚本禹修改，并特别交代秘书要告诉戚本禹，这封信是林彪的意思。戚本禹看了信，觉得‘这是大事’，不敢作主，于是找到陈伯达和关锋一起修改，最后，落款又不知怎么签上了江青的名字。”(董保存《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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