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这样一个乡间小商贩的“事业”都无法存活下去，当时这场社会变故对川南乡村的巨大影响可见一斑。根据《郑集传》的记录，这样的变故基本是发生在乡村，还没有波及县城。

我之所以对《郑集传》记录的这段历史感兴趣，是因为早些时候我在另一本自传回忆录中，也看到过类似记录。这本自传的作者郑超麟比郑集小十个月，出生在一九○一年的福建省漳平县。相对于封闭山区的川南，漳平是个“开放地区”了。漳平县城早就有了天主堂，神甫安斌琅来自西班牙。

郑超麟是托洛斯基派早年在中国的代表人物，所以他的回忆几乎时时处处不忘他的一套理论，不断要作阶级分析，他回忆录的一个小标题是：“‘匪乱’是农民反抗运动的一种方式”。

我对理论一向不大有兴趣，感兴趣的是郑超麟在自传中真实描绘的社会历史细节。例如，辛亥革命发生以后，漳平乡间如何？漳平最大的民乱是在太平天国时期，而辛亥革命之后，那里并没有马上出现混乱局面，混乱是在四五年之后开始的。县城周围的“和睦里（即今新桥）有个农民或（小地主）叫林智山，团结了周围的农民，不知怎样搞到几条枪，便拒绝交纳钱粮，进而拒绝衙门派来的差役入境，起初只保卫一二个乡村，后来几乎整个和睦里都在县政权统治之外了。那时的知事是湖北黄陂人邓炳，前清秀才，很能干，是福建督军李厚基任命的，穿的虽是长袍马褂，但威风不减于七品知县。他派了两个差役去办案，被林智山的部下打死了；他请来了一队兵去进剿，自己坐轿子督战，兵打了败仗，自己驻在一个路亭内，几乎被俘 ”。“林智山一度在宁洋县衙门发号施令，一个漳平人谢信友做他的秘书，听他使唤”，这个谢信友是郑超麟父亲的“同案秀才”。

“林智山站住了脚，于是别的人起来仿效。他们都有钱，有队伍”，“匪区逐渐扩大，从和睦里扩大到感化里，甚至扩大到居仁里（即今城区及附近各乡）离城不远的几个乡村”。“林智山是否打家劫舍，绑票勒赎，我未听说，但近城乡村的‘土匪’则是打家劫舍，绑票勒赎的”，也就是说，漳平和川南一样，也开始了混乱。

最有意思的是郑超麟描绘的这种变化的过程：漳平在辛亥革命的最初阶段没有立即混乱，是因为官府构架基本没有大动，只是改了称谓。“辛亥革命后，为了表示和专制朝代有所区别，便改变官制称谓，‘总督’改为‘都督’，‘知县’改为‘知事’”，渐渐地，“县府二级撤销了”，变革在继续，开始实行“本省人可以做本省的县官，打破了几百年‘回避省籍’的禁忌……各县绅士以及革命前在福州读法政学校的学生纷纷活动出来做官”。郑超麟还记得，“废除‘回避省籍’的禁令，比改变县官称谓，更引人注意。”

变化的后果在渐渐显露出来，“老百姓起初还是把卢知事看得和以前的‘老爹’（县太爷）一样，但渐渐地，辛亥革命那些非实质性的变化开始起作用了”。“‘老爹’背后没有了皇帝，毕竟减损了威风。以前人们怕‘老爹’，不敢滞纳钱粮，不敢反抗苛政，并非害怕衙里那几个‘亲兵’，而是害怕皇帝支持‘老爹’，现在，这个客家人，住家离我们不远，来我们县里做官，又没有皇帝撑腰，我们怕他什么？于是城里的流氓胆子大起来了”。“卢知事在县衙门里也失去威风了。粮房收了钱粮不及时上交，拿去放利息，做生意，拖了很久，催了几遍，才交上去，有时只交一部分。文书房的职员，要求加薪，不遂则罢工”；私盐也管不住了，“在城里大街上公开出卖。最盛时，中水门街上两边都是私盐”。

卢知事想整顿，抓了几个私盐贩子，“在四知堂过堂。刚审问几句，被捉的盐贩子就在堂上闹起来。为首的一个三十多岁，身强力壮的人，我认识此人，家住杨家圩，不完全是流氓，但常出入赌场，可惜我想不起他的姓名。他带着其余的盐贩子向公案冲去，亲兵和差役制止不住。卢知事见形势不好，便从后堂逃走了”，一路逃到城外“离城五里的东坑躲避，住在陈玉银家”。

城里开始闹事，“只有一部分是盐贩子和流氓，大部分是普通市民”。最后事情的解决，“说来滑稽，原来是前朝末任知县，一个姓钟的山东人，出来解决的”。他一口山东口音，当地人还都听不懂，“他来到明伦堂门前的大院子，对聚集在那里的群众说几句话，自然是有人翻译的。那天我也挤在群众中间看热闹，我听不清楚这个山东老头子说什么话，只觉得群众还是尊重他”，最后总算没有酿成暴乱。

“前朝卸任的官比本朝现任的官，更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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