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而且，还是一个讲着当地人根本听不懂的方言的“前官员”，这给郑超麟留下了深刻印象。有意思的是，晚年郑超麟讲述这段故事时，循着他的理论，还在扼腕叹息：当时没有出现“新的意义的革命家挺身而出把自发的群众运动变为自觉的阶级斗争”，虽然在同一章节里，郑超麟告诉我们，当时漳平最基本的氛围还是“首先，皇帝没有了。这一点，漳平县老百姓无论如何想不通。世界怎么可以没有皇帝呢？自从盘古开天地都有皇帝”。
这些个人回忆让我们了解了，辛亥革命存在的上下脱节状态在乡村和小县城是如何具体表现出来的，也让我们看到变革时代制度衔接之重要，看到变革的循序渐进为何要顾及复杂的社会民众层面的种种因素。
谈到一场革命，历史学家常常只告诉我们，这是“历史进步”的重要转折，民众似乎必定是欢迎进步的；历史学家没有告诉我们的是，行进中的列车，如果突然做出一个“历史性转折”时，车上有多少人会因猝不及防从车窗里被甩出去；大历史也不会告诉我们，那个被甩下去的人怀抱的会是什么样的心情。这样的事情，在宏观的大历史之下是不被关心的。可由于不关心，社会民间历史的很大一部分就此消失了。消失的结果，是人们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教训，而历史也因此缺少了一个丰富的层面，不能给我们提供它的复杂性、提供让我们谨慎行事的依据。
两部传记和回忆作品只是讲述了一点个人故事，却背负着沉甸甸的历史分量。提醒人们在大变迁的年代，注重牵动民生的细节，避免不必要的伤害。千千万万个郑品三，他们只有短促的一生，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梦想，不论是以什么名义，都不应该被轻易断送。
1，《郑集传》，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出版
2，《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二○○四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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