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民：

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的4月，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要准备打仗”和“房子地下挖洞”的号召。当时在全国各大中城市立即掀起了一场全民动员，紧张备战“深挖洞”的群众运动，男女老少齐上阵，用“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热火朝天”、“如火如荼”这类词汇来形容当年的情形，可以说毫不夸张。

毛主席九字方针里头的“深挖洞”就是针对当时的核威胁、核讹诈提出来的，号召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都要挖防空洞。

到1969年8月，原苏联领导人扬言要对我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突然袭击，要瘫痪中国的130个大中城市。中央决定：各省市都要成立人防领导小组。北京也成立了首都人防领导小组，由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任组长，副组长由中央有关部、北京军区、北京卫戍区的领导温玉成、郑维山、吴忠等担任。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作为办事机关，办公室主任由卫戍区副司令员李忠奇兼任，我为副主任。

过去公安系统本来有个负责人防事务的部门。1968年的8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由军队接手统管全国的人防工作。从总参到军区、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军队各级作战部门都设立了人防机构。人防机构极其健全，全国各地一直到最基层，居委会都有专人负责人防工作。

30万人参与，家家有洞户户相连

平战结合可改电影院旅店滑冰场

50岁上下的北京人当年大多数都参加过“防空洞”的修建工作。当年，战备劳动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每个单位、每所学校、每个院落、每个家庭都要参加挖防空洞，并对其记忆深刻。小上几岁的没赶上挖防空洞，却也有着模仿《地道战》钻防空洞“探险”的鲜明记忆。

王军的《城记》中曾引用了一个数字：从1969年的10月中旬到11月中旬，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战备劳动，包括拆城墙，取城砖。

张一民：

说起挖防空洞，我感觉大体可以分三个阶段。

从1969至1973年为第一阶段，力求达到每人半平方米防空洞的要求。居民开始在院内、房内、办公室内、商店内、车间内挖洞，于是出现“防空洞挖到房子底下去了”，一些工厂地方大，建的防空洞也就大，像建筑机械厂、西郊的重机厂都建成了很大的防空洞。

那一阶段基本上是发动群众男女老少齐上阵，各家挖各家的，建筑简易防空洞。那时防空洞大多构造简单，一般为砖石、“三七土”、水泥盖板结构，只能防建筑倒塌，防弹片。以后连通起来形成小范围能机动的人防工程，覆压层约为2米。据当时统计，北京大约有30万人投入了这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形成了家家有洞、户户相连的地道网。

说到防空洞与拆城墙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为了取砖修防空洞而拆城墙。北京拆城墙的具体年代我记不清了，不过肯定远早于挖防空洞。当年拆城墙主要是解决交通不便问题，争议很大，最后是总理拍的板。一开始是拆了几段，所以留下什么什么“豁口”这样的地名。到了1969年时，城墙已是破砖烂瓦的废墟，墙根残留一些砖石的确被群众拉去修了防空洞。

从1974年到1978年，防空洞向永久性发展。表现在：一是深挖暗掏，深度达8米，用钢筋水泥板预制件支护，掘开式则要水泥浇灌，覆盖层不少于4米，所有工程都要达到能防小型炸弹直接命中的要求。二是处理危险的局部，对原来不合标准的工程进行加固改造，以防止其成害。开头几年，由于全民上阵挖防空洞，没有统一的规划，缺乏技术指导，有的渗水漏水，有的回填不实，影响到地面建筑的安全。三是对孔口处理，达到“三防”的要求，即能防毒、防火、防辐射。

从1978到1985年，进入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的阶段。所建工程都要做到战时能用平时也能用。对已建工程能用的都要用起来，暂时不能用的经过改造也要用起来。

利用项目首选做旅馆，当时北京旅馆奇缺，海淀率先把适合做旅馆的工程进行改造，西八里庄建成了“京城地下第一店”开了先例。随后在全市迅速发展起来，达到了800多家，床位达八万多张。二是开地下商场，西单商场地下营业厅带了个好头，年均营业额达5000多万；随后大栅栏地下营业中心也相继开业；月坛公园地下人防工程改造成了“天外天”小商品市场，开辟了单处人防工程平战结合的新尝试，受益匪浅，年平均交易额约5亿元。还有的改造成地下餐厅、食堂、地下仓库、油库、粮库、教室、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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