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培10月4日在给孙中山的信中转述了这番话。黄兴同时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到美国后只和林森、谢英伯、冯自由等少数几个人密商过，并未向外人透露半个字。不过孙中山没有回应。既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未列名欧事研究会，而为国民党大联合奔走的周震麟回忆说，黄兴在美期间，曾写信告诉他中华革命党在美洲新树旗帜，强迫原来的国民党党部改名，主张对此事要“兼容并包，苦心和解”。在接到谭人凤、周震麟等8月18日谋求团结反袁的来信后，黄兴在9月12日回信表示：“其办法以维持固有之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得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

1915年2月4日，陈英士写信请黄兴返回日本，“共肩艰巨”，并从五个方面列举了革命党人（自然包括黄兴）有负孙中山。孙后来将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入了自己的《建国方略》中，这一罕见的举动说明他认同陈英士的说法。黄兴没有进行辩驳。3月，孙中山写信给黄兴，一方面责怪“二次革命”失败是黄兴“贸然一走”之故，一方面又说“非战之罪也”，希望能和黄兴“同心一致，乘时以起”，请黄兴早回日本。黄兴也没有进行辩驳。当年秋天，黄兴接到蔡锷将去西南发难的密函，命儿子黄一欧回国参加倒袁。黄一欧回忆说：“临行前，先君交我两封信：一致孙中山，谈到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一致在东京的张孝准，略告松坡先生来信情况及需要考虑解决的问题，嘱其速与松坡先生密取联系，相助进行。”

1916年4月22日，黄兴自旧金山启程赴日本，路过檀香山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否认与孙中山有任何分歧（旧金山《少年中国晨报》5月14日）。4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檀香山的吴铁城，请其转告黄兴要求在上海见面。5月20日孙中山写信给黄兴，希望以两人的名义向日本方面借款买军械。“况兄与弟有十余年最深关系之历史，未尝一日相迕之感情，弟信兄爱过助我，无殊曩日。”5月下旬，黄兴为这事曾与孙中山频繁电商。6月1日，黄兴复电谭人凤，支持孙中山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并党界都消灭，何门户之可言？”袁世凯死后，黄兴回到上海就去看望孙中山，孙中山也马上回访，“两人相见，握手言欢，极为亲切快慰”。此前，孙、黄“互相过从，商谈国事，一如往昔，并无丝毫芥蒂”。

由于孙中山一意孤行，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的历史关头并未发挥什么重要影响，已不是处在历史舞台的中心，而居于次要的边缘化的地位。孙中山悄悄将中华革命党的旗帜收了起来，重新改用国民党的名称活动就是一个证明。此时，孙中山心中有什么想法虽难测知，但恐怕也不无尴尬。6月14日黄兴给孙中山的复电中有“尚望主持”四个字，就是表示不愿取代孙中山的地位，坦陈没有做领袖、主角的意思。这样一个没有强烈主角意识的人物出现在中国史上确是前无古人。

四、“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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