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5日，孙中山在《批释加盖指模之意义》中解释：

第三次革命之后，决不如第一次之糊涂，将全国人民名之曰国民；必其有心赞成共和，而宣誓注册者，乃得名之曰国民。然至成功之日，其宣誓注册之人，自然争先恐后，举国若狂，亦恐根底不固，易为巧诈，借名取利，容易把真心原始之革命党推翻，如袁氏近日之所为。故定事前首义党人有优先权利，选举执政当在首义党人，民国乃能巩固。然到时冒称为首义党人，欲得元勋公民权者必纷纷也。如第一次之官僚劣绅，向来反对革命，杀戮党人；及一旦革命成功，此辈则争先自号为老革命党，把持一方权利。而向日真心革命志士，且多被此辈杀戮，真伪莫分，热诚志士，成败俱遭惨祸，实可痛也！故第三次成功之后，欲防假伪，当以指模为证据。盖指模人人不同，终身不改，无论如何巧诈，终不能作伪也，此本党用指模之意也。……况今日之法，乃欲行之于全国国民者也。吾党为首义尚不肯为，他日全国更何能望其一律遵行也。……总之，指模一道，迟早要盖，今日为党人不盖，他日为国民亦必要盖。倘以外国待犯人为言，则外国待犯人，往日单独以照相行之，岂吾人则永不照相乎？

据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担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的居正回忆，孙中山曾对他说过：“一、革命必须有惟一（崇高伟大）之领袖，然后才能提挈得起，如身使臂，臂使指，成为强有力之团体人格。二、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或互争雄长，必须在惟一领袖之下，绝对服从。三、孙先生代表是我，我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首倡而实行之者。如离开我而讲共和，讲民主，则是南辕而北其辙。忠心革命同志，不应作‘服从个人’看法，一有此想，便有错误。我为贯彻革命目的，必须要求同志服从我，老实说一句，你们许多不懂得，见识亦有限，应该盲从我。我绝对对同志负责任，决不会领导同志向专制失败路上走。我是要以一身结束数千年专制人治之陈迹，而开亿万年民主法治之宏基。四、再举革命，非我不行，同时要再举革命，非服从我不行。……我敢说除我外，无革命导师。……况并将‘服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句抹煞，这是我不能答应，而无退让之余地的”。

因此，有人建议将“服从”改为“附从”，将“孙先生”改为“总理”，凡同盟会旧人免去那些入党手续等，但这些都被孙中山拒绝。当时包括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熊克武、谭人凤等在内，都认为“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多数人主张“保全国民党”。李烈钧说，国民党堂堂正正，国内国民党机关虽被袁贼解散，而海外的国民党还在，另组新党岂不是又将海外的国民党取消，所以“绝不赞成”。当时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还有很多重要人物，孙中山亲自要张继按指模，被张继婉拒。为避免相互之间意见日深，自行削弱革命力量，给敌人以挑拨离间的机会，一生甘当配角、从来不愿取而代之、也不想另立一帜的黄兴决定离开日本，远走美国，可以让孙中山自行其是。1914年6月27日，孙中山设宴与他叙别，并送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对联。7月8日，当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兴已在前往美国的途中。

黄兴：“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

黄兴不愿加入孙中山另组的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了打倒袁世凯，主张争取日本政府的援助，曾向日本方面提出了中日盟约十一条，黄兴对此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不过，他从未打算打出自己的旗号，另立门户。不要说反对孙中山，连对孙的事业有所妨碍他都不愿意。7月9日，船抵檀香山，黄兴在接见《太平洋商务报》记者采访时依然说，“本人直接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没有向外人说及自己与孙中山的分歧，并为孙辩护，“而孙先生在世人面前被诬为自私自利、贪赃枉法、卷款潜逃，这些都是谎言”。因为当时袁世凯指控孙中山主持铁道公司挥霍无度、卷款而逃等。黄兴在美期间有侨胞要捐款给他作活动经费，他嘱咐华侨将筹集的款项直接汇给孙中山，“声明自己这次来美暂居，不需要侨胞资助”。他每次与华侨谈及孙中山，都表示很尊敬孙，从未讲及他们在党的改组问题上意见分歧，因为他担心会因此影响华侨的爱国情绪。

1914年8月18日，黄兴就所谓他泄露孙中山外交密函一事严正辟谣：孙中山是否有这样的外交函件还是一个疑问，“即令有此函件，中山先生从未与兴阅过，兴又何从宣泄？此种卑鄙手段，稍有人格者不为；兴虽不德，自问生平未尝有此败行”。当时袁世凯派代表到美国接洽借款，孙中山曾电告黄兴，设法阻止。但这一切并不表示黄兴已打消了对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看法。9月29日，他在芝加哥就阻袁借款一事与梅培商谈。梅培称自己对中华革命党章程有意见，黄兴嘱他给孙中山写信请其再作考虑，并表示：

吾非反对孙先生，吾实要求孙先生耳。吾重之爱之，然后有今日之要求。吾知党人亦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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