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秋天，陶成章等再度对孙中山发起攻击，远比上一次“倒孙”风潮来得猛烈。9月，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极力进行抵制。八九月间，陶成章写信给李燮和等说：“公函已交克强兄，惟彼一力袒护孙文，真不可解。……石屏在安南信孙文大言，亦为所迷。”“精卫为人，狡展异常，狭〔挟〕制克公，使其不发表此公函。章太炎已刊报告，不久当分布南洋各埠也。”另一封信中又说：“克强既不肯发布公启，弟往向之索回，不肯归还。太炎传单出后，克强屡使人恐吓之，谓有人欲称足下以破坏团体之故也。”“克强函责太炎以晚节不终。”其中章太炎的“报告”、“传单”就是指《伪民报检举状》。

9月间，陶成章曾与黄兴“辩论中山之事多时”，黄兴怀疑这次反对孙中山是陶发动的。对于孙中山指控陶为保皇党侦探一事，黄兴表示不信，谭人凤更不信，认为“天下断无此理”。9月22日，陶在信中再次提及此事，对黄兴“以为不开除孙文，无妨于事”表示不满。24日，陶成章在给王若愚信中说：“到东京后，即将公函交付克公，迄今并不发布，专为中山调停。”“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看来非自己发表不行矣。”25日，陶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今得克强来信，中多无理取闹之言，可恨已极。……克公自以为能，竟不料其自坏长城矣。”“克公贪于目前之近利，不识适贻日后之祸患。”

其实，这是陶成章不了解黄兴的性格所致。黄兴不仅拒绝散发他们的联合声明，拒绝召集会议讨论，而且写信给李燮和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还在那里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当年11月7日，黄兴给孙中山复信，其中表达了“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这样的态度：

但只陶焕卿一人由南洋来东时，痛加诋诽于公，并携有在南洋充当教习诸人之公函（呈公罪状十四条），要求本部开会。弟拒绝之，将公函详细解释，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在东京与陶表同情者，不过与江浙少数人与章太炎而已。及为弟以大义所阻止，又无理欲攻击于弟，在携来之附函中，即有弟与公“朋比为奸”之语，弟一概置之不理。彼现亦（无可）如何，只专待南洋之消息，想将来必大为一番吵闹而后已。……见弟不理，即运动章太炎在《日华新报》登一伪《民报》之检举状（切拔〔剪报〕附上一览），其卑劣无耻之手段，令人见之羞愤欲死。现在东京之非同盟会员者，亦痛骂之，此新闻一出，章太炎之名誉扫地矣。……弟与精卫等商量，亦不必与之计较，将来只在《民报》上登一彼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可不信，且有识者亦已责彼无余地也。总观陶、章前后之所为，势将无可调和，然在我等以大度包之，将亦不失众望，不知公之意〔意见〕若何也。美洲之函，想亦不出陶、章之所为，今已由弟函达各报，解释一切（函稿另纸抄上）。桀犬吠尧，不足诬也，我公当亦能海量涵之。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

当时孙中山将要抵美，黄兴以同盟会庶务的名义给美洲各埠中文报纸的同志写信：

本处风闻孙君未抵美以前，有人自东京发函美洲各埠华字日报，对于孙君为种种排挤之词，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再者，南洋近二三同志对于孙君抱恶感情，不审事实，遽出于排击之举动，敝处及南洋分会已解释一切。

“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

难怪胡汉民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盛赞黄兴之举：“闻黄克强已有书致文岛各教员，痛为辩白，而陶归日本，要求开会讨论，黄君则拒绝不允。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盖吾人矢志革命，虽未尝依一人，而其人于全党有重大关系，抑且无丝毫之无负于党，如此而被诬被谤，则不容不为辩白护持。今在东京有黄克强兄，在南洋有公等，俱持正不阿，以伸公论，悠悠之口，将不久自息矣。”

同年冬天，黄兴就《民报》在东京秘密续刊之事连续两次致函巴黎《新世纪》杂志：“章太炎此次发布伪《民报》检举状，乃受陶成章运动（陶因在南洋欲个人筹款不成，遂迁怒中山，运动在南洋之为教员者，连词攻击之。陶归东京后，极力排击，欲自为同盟会总理，故谓《民报》续出，则中山之信用不减，而章太炎又失其总编辑权，无以施其攻击个人之故智，遂为陶所动），遂有此丧心病狂之举。已于二十六号中登有广告，想同人阅之，皆晓然于太炎人格之卑劣，无俟辩论也。”“昨邮上一函，内附呈二十五号《民报》之提单一纸，乞再为查收为幸。此期内有辨正章炳麟之伪《民报》检举状之告白，若能转登于《新世纪》，更加以辟词，同人等尤为盼切。”

胡汉民认为黄兴极力为孙中山辩护，维护其领袖地位，而不是乘机取而代之，“凡此皆非为中山个人，实为大局”。但这件事在孙中山心头还是留下了浓重的阴影。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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