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孙、黄分歧

国旗之争：青天白日旗还是井字旗？

据邓家彦回忆，自同盟会成立后，“克强先生对于总理，必恭必敬，可谓‘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黄兴尊重孙中山的领导，甘当配角，并不意味着他对孙中山的观点都是没有保留地附和、赞同，更不表明他们之间就没有分歧，比如他们在国旗问题上早就发生过一次尖锐的冲突。

1906年冬天，同盟会集会讨论革命方略，并讨论了未来中华民国的国旗，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认为这是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兴中会诸烈士和惠州起义都有人为此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黄兴对此持异议，他认为此种设计不但形式不美，而且与日本的太阳旗相近。孙中山再三力争，并提出增加红色，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合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但因想法不统一，最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章太炎、刘揆一也设法调解，暂时搁置了争议。

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可知，孙中山甚至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为此大怒，发誓要脱离同盟会籍。这一点可以从宋教仁日记中得到证实。1907年2月28日，因孙中山在国旗方案上坚持己见，“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黄兴曾要怒而退会。宋在日记中说，黄兴突然告诉他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认为其中不仅是因为国旗问题，“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耳，遂不劝止之”。

如果说宋教仁与黄兴更接近，那么让我们看看与孙中山更接近的胡汉民在自传中是怎么说的。当时，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孙中山认为井字旗“既不美术，又嫌有复古思想”。黄兴力争不得，很不高兴，但他最终还是为顾全大局作了让步，并在写给胡汉民的信里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胡汉民接着说：“余当时乃只求革命，对于尝有为之流血之革命旗，则赞成用之。惟‘成功不居’之说，则余与精卫俱觉克强持义颇高，此意不因所争而废，盖余辈于时犹有书生之见也。因余与精卫力为克强解譬，克强后此亦不复言。”

国旗之争悬而未决，但在以后黄兴亲自指挥的历次军事行动中，他都采用了孙中山所坚持的旗帜。这是辛亥革命以前孙、黄最大的一次分歧（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宋案”之后：法律解决还是武力解决？

李书城回忆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黄之间有分歧，孙中山认为袁世凯靠不住，要继续战斗，而黄兴认为：“袁世凯是一个奸黠狡诈、敢作敢为的人，如能满足其欲望，他对清室是无所顾惜的；否则，他也可以像曾国藩替清室出力把太平天国搞垮一样来搞垮革命。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的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这一说法恐怕未必可靠，但从胡汉民的回忆来看，孙中山当时的认识与黄兴不会有多大的差异。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回国之初，他们在香港有过一番谈话。孙表示，袁世凯虽不可信，但利用他来推翻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廷，则胜于用兵十万。

孙中山的辞职让总统位于袁世凯固然有种种复杂的因素，包括党内外形势的交迫，但他本身确有借袁推倒清廷的考虑。黄兴身为军事首脑，由于军饷严重不足等原因，也主张借袁的力量完成共和革命。他曾写信给汪精卫、胡汉民：“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由此看来，在对袁的问题上，孙、黄并无多少矛盾。

不过1913年“宋案”发生后，孙、黄之间确实有了分歧。孙中山后来回忆说，宋教仁死后第五天，他和黄兴等人一起讨论对策。黄兴说：“民国已经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黄兴认为国民党内掌握兵权的人（如广东陈炯明，湖南谭延闿，南京第八师的师旅长陈之骥、陈裕时、王孝缜、黄恺元等）都不肯此时出兵讨袁，“论交深在十年前”的蔡锷更是反对动兵，仅凭他们几个赤手空拳的人是不济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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