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孙中山还是主张用兵，一面派人到各地联络军人，一面派陈英士、戴天仇与黄兴辩论，结果，不欢而散。论私交，黄、宋更接近，他之所以持谨慎态度，是深知南方武力不足以抗衡袁氏，与袁世凯论法律虽然迂阔，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条途径。最后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黄兴万般无奈，仓促上路，亲往南京，要求孙中山在义旗初举时不要前往，等创下一个局面再去主持大局。因此，孙中山等此后一直责怪黄兴不死守南京，“贸然一走，三军无主”，才导致失败，否则以南京“帝王之都，龙蟠虎踞”，如果“效死以守”，大江以北决不会“闻风瓦解”。而黄兴当时的看法不一样，他在7月26日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我如奋斗到底，将使大好河山遭受破坏，即获胜利，全国亦将糜烂，且有被列强瓜分之虞。……［此次讨袁］真相已被御用报纸加以掩盖，而我方目的，亦横被歪曲，传诸外国人士。”以后他旧事重提，在1915年2月25日和陈炯明等联名发表的通电中也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尽管其时“可战之卒，尚复累万；可据之地，何止一省？”但他“不肯负固以困民生”，宁愿背负战败的罪名。

7月31日，袁世凯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将黄兴、陈其美等“一律除名”，并悬赏十万元，比昔日清廷的赏金高出了许多。8月4日，香港总督宣布，孙、黄等永远不准到港。在自己创立的民国，孙、黄等成了通缉犯，再度踏上流亡之途，其心情可以想见。当年8月，黄兴黯然写下“东南半壁锁吴中，顿失咽喉罪在躬”等诗句。国民党内对于“二次革命”本来就意见纷纭，包括蔡元培、汪精卫、陈陶怡等都持稳健、冷静态度。陈陶怡还力劝黄兴不要开战，“又传精卫在沪，不以孙、黄办法为然。孑民则演说国民党自革命至南北统一时为进取时代，自此以至于今为保守时代，以中国之革命，乃系新旧合同之革命也。又谓作事不可违反多数国民心理，多数国民既不愿用武力，则决不可用武力”。尽管汪精卫在巴黎也极为愤慨，认为“宋案”必系当局指使。8月27日，黄兴终于抵达流亡多年的东京，而孙中山已先他到达。并肩战斗了八年的孙、黄在流徙中重逢，检讨失败的根由，意见再度不一。章士钊回忆道，“克强求自杀不获”，在日本人掩护下可到日本。“共和昙花一现，重履亡命之途，浑沌穷奇，亦何所谓！顾克强精神抖擞，仍复计划多端，期于振刷。……时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意指克强，刻责无已。而克强温温自克，不一校也。”追随黄兴多年的石陶钧回忆说：“黄到南京，明知无成，却为孙、黄关系的内幕，不能不借此解嘲。八月，我们先后亡命到了倭地东京。黄兴约我进［晋］见中山先生，大被痛骂。其后，孙、黄裂痕显然。”9月17日，日本志士宫崎滔天访问黄兴，“以后几乎连日往访孙、黄，调和两者之间的矛盾”。

不入中华革命党：“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

孙中山把这次失败原因归结于党员不听话，特别是黄兴不听话，要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在孙手订的入党誓约中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这样的内容，并要在上面加印右手中指的指模。因为党章第十条规定，“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第十一至十四条进一步规定，按照入党时间先后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在革命成功以后分别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元勋公民享有一切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利，有功公民享有选举、被选举的权利，先进公民则仅有选举权利，“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

孙中山曾多次希望黄兴担任中华革命党协理，这个章程上的位置也一直空位以待，但他坚决拒绝了。在黄兴看来，“无论维持国民党的名义或者另组新党，领袖非孙先生莫属。但是硬要在誓约上写明，这无异于服从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搞革命；硬要在誓约上打指印，这等于犯罪的人写供词一样，两者都违背平等自由精神。至于党员入党之后，都是共患难同生死的革命同志，应该一律看待，而不应有‘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之分，更不应以所谓‘元勋公民’、‘有功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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