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成立过程条理井然，没有像十年前杨衢云与孙中山争兴中会主角这样的纠纷，这与黄兴的性格、声望和谦让是分不开的。章士钊曾在百年前撰文指出：“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黄兴无疑就是这样的实行者。“孙、黄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一个是兴中会会长，一个是华兴会会长；一个是珠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是长江流域的革命领袖；一个在海外奔走，鼓吹筹款，一个在内地实行，艰辛冒险；一个受西方教育，一个是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这一评价是恰当的。不过，华兴会员当时只是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并不是所有入都加入了，比如章士钊就一直没有加入，刘揆一早期也拒绝加入。但华兴会员成为同盟会的骨干则是不争的事实。相比之下，兴中会后来没有一个会员成为著名人物，当年活跃的陈少白在同盟会时期也淡出了。

黄兴反对罢免孙中山：“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

1907年3月4日，在清廷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说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开日本，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当年７月，同盟会内部发生章太炎等攻击孙中山事件。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孙中山离日前，曾接受日本政府和商人赠送的一万五千元，以两千元留作《民报》经费，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发起攻击，逼当时代理庶务干事的刘揆一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选时在香港的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反对此议，他的看法是，孙中山留下两千元给《民报》，其他的用做起义军费，这也是不得已的，又深知黄兴“素以实行革命为务，绝不居此空虚总理之名”，而且当时正在与孙中山共谋在广东起义，“万一因‘总理’二字而有误会，使党军前途顿生阻力，非独陷害孙、黄二公，实不啻全体党员之自杀”。所以他要力排众议（声称“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的张继甚至在民报馆与他发生了扭打）。

刘先是急忙写信通过香港的彭邦栋转告黄兴，同时写信给冯自由、胡汉民，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语，请他们劝说孙中山向东京本部引咎道歉。孙中山的回答是：“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回信则决然表示：“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严正表示反对的态度，东京的第一次“倒孙”风潮才得以平息。

“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

同年８月，已加入同盟会的张百祥、焦达峰、刘公等也对孙中山“舍广义而取狭义，组织南路同盟为大本营，而于东京本部从不过问，殊不谓然”（谭人凤语），要另外仿照绿林开山立堂的办法，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并以十八星旗作为会旗。孙武等随即加入，刘揆一也“极表赞成”。他们认为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不容易为下层社会了解，因此提出“平均人权”。当时正好黄兴回到东京，对他们另树旗帜表示不满，曾质问焦达峰：“革命有二统，二统将谁为正？”焦笑答：“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则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杨玉如回忆道：“那时黄兴恐同盟会起了分化，曾向发起人质问，经焦达峰解释：谓并无别意，只期内地与边区同时举事，或可缩短革命时间。兴始了解。”武昌起义时，率先打出的就是“共进会”的十八星旗。多年后吴玉章仍记得，当时同盟会组织涣散，孙、黄等常不在日本，“真是群龙无首，一盘散沙”，“共进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出现的。

1908年夏天，黄兴在云南、河口兵败，从河内被遣送到新加坡（5月27日上海《神州日报》报道，清廷以五千元悬赏缉拿黄兴），经香港返回东京，发现同盟会内意见更分歧、组织更涣散了，连宋教仁都不去见他。章太炎便批评黄兴和孙中山说：“吾在此以言论鼓舞，而君与逸仙自交趾袭击，虽有所获，其实不能使清人大创，徒欲使人知革命党可畏耳。愚意当储蓄财用，得新式铳三千枝，机关铳两三门，或可下一道州府，然后四方响应，群力以仆之，若数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焉能有功？”黄兴没有回答。1908年确实是同盟会最困难的时期，冬天黄兴邀请各省分会长开会，最后议定以“勤学舍”的名义组织一个俱乐部性质的机构，由大家分摊经费，不过半年（到1909年6月）就因各方人心减退、不愿按时缴费而解散。1909年5月19日，孙中山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再做世界漫游，将国内计划一切都委托给黄兴与胡汉民二人。

陶成章等公布《孙文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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