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说同志：“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

作为革命先行者、同盟会的领袖，孙中山在国内不是毫无影响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民立报》曾先后披露扬州有人冒充孙中山之侄以劫掠财物、江西有人假托孙中山授权以夺取都督之位等消息。马君武在1911年11月24日发表的评论中感叹：“呜呼！孙文，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纽约时报》在1911年10月13日也即武昌起事三天前刊出的报道中就说：“如不发生意外，著名的流亡革命家、反清革命领袖孙中山可能被推选为民国总统。”接着，10月14日又对孙中山在海外的筹款活动、政治观点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还刊登了孙中山的画像。但是无论如何，假如不是黄兴自居配角，假如没有黄兴他们的努力，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对国内的影响确实是有限的。1911年12月20日，马君武在《民立报》发表社论《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盛赞其“热忱、忍耐、博学、远谋、至诚、勇敢及爱国心”，“孙君之真价值如此。日人宫崎至谓其为亚洲第一人杰。而尚有狭小嫌宿怨以肆诬谤者，其人必脑筋有异状，可入疯人院。……今见反对孙君之人，大肆旗鼓，煽惑军队，此事与革命前途关系至大”。其中可以看出当时反对孙中山的声音之强烈。

袁世凯的密使蔡廷干在武昌时曾问孙中山在这场革命中起了什么作用，“人们告诉他，孙中山在起义中没有起任何作用，起义纯粹是军事行动。与蔡廷干会见的革命者以几分轻蔑谈到他不过是一个革命的吹鼓手，没有参加过任何实际行动，为了保住性命总是躲到一边。”这是他1911年11月16日对莫里循说的。黎元洪对英国《大陆报》记者谈及孙中山时也是用藐视的口吻。黎认为孙中山是个“空想家”。莫里循记录了他在1913年7月的一番话：“世人对孙逸仙有错误的认识。在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他根本没做什么实际的工作。他返回中国时，革命已经结束。除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模糊印象外，我几乎没有听说过他这个人……孙逸仙离开中国时间长，与这里的任何势力均无关联。他在国外名气很响，因此他似乎适合这个位置。我从未听说他对革命工作提供过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他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正是黄兴极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处处为他设想，孙才顺利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胡汉民说，章太炎曾倡言“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同志多病其妄。……然终以党人故，克强不敢夺首领之地位，遁初始欲戴为总统，己为总理，至是亦不得不服从党议，然仍主张内阁制”。所谓黄兴“夺首领之地位”这一说法其实是没有依据的，在孙中山回国之前黄兴拒绝任何职务、等待孙的回来是事实。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四天后各省代表选举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当时在上海和南京方面的同志对于获得外国政府的承认和借款本抱有极大的希望，但结果都成泡影，因而他们对孙先生多不谅解，说孙先生只是‘放大炮’。但黄先生向他们作了如下一番解释，大意是说：孙先生在国外的友人大多都是在野的政治家，还未取得政权。他们可能与执政的人有些联系，可以向执政者建议给中国革命党人以帮助，但欧美的当权派要借款给中国，首先考虑的是在借款条件上能否在中国攫取特殊的利益，他们的目的并不是帮助中国进步党派，促使中国走上进步道路。例如我们曾向日本要求借款，它就要我们把汉冶萍公司同它合办，我们不应允，它就不借款给我们。孙先生当然不会拿我们国家主权去换取外国借款的。我们对孙先生应该有此认识，不要抱怨孙先生向外国借款不成功。经过黄兴的解释，人们对孙中山的责难才渐渐平息了（莫理循在1912年1月5日写的信中说：“孙中山迄今给人们良好的印象。人们认为孙中山随身携带巨额的外币，因此对他有好印象，但印象好到底多少是由于所传他带来巨款却很难说。据我了解，实际上他什么钱都没有带来。一旦此事为人所知，人们很可能会对他产生反感。”）。

孙中山就职后，一扫几千年中国官场积习，废除繁文缛节，无论官阶大小都穿同样的制服，这种服装以后被称为“中山装”。他本人生活简单朴素，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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