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长之处”，“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张继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诸事由黄兴做主，开会时孙中山只是偶尔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辈则称只有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比如广西巡抚出身的沈秉堃，口必称“克老”。沈秉堃在广西被推为都督，受到带兵的副都督陆荣廷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到南京找到同乡黄兴，被任命为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又被推为国民党参议。其他如李书城等亲信部下也多称黄兴为“克公”。

胡汉民回忆说：“克强以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明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謇］、汤［寿潜］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

熊希龄批评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导致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发生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为此，李书城致电熊：“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最后乃由克公毅然取消。当时鄙人亦有所赞助，公所言适与相反”）。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汤寿潜等更愿意和黄兴打交道是事实，说黄兴被旧立宪派人物的水平、能力所折服，似乎太简单了一些。何况当革命告成，重视建设也没什么不对（说黄兴念旧倒是对的，他对杨度、胡瑛都是如此。临终之时，他交代几件事也多与故友有关，如他要同志照顾胡瑛生活，为宋教仁修墓等。“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有真性情、仗义的一面，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袁世凯曾将黄兴、宋教仁看作英雄，谭人凤有言“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1912年秋天，孙、黄先后进京，袁世凯以袁、黎、孙、黄四人的名义公布所谓八大政纲，实际都只是些泛泛而列的原则，对袁氏没有任何约束力。孙、黄之所以爽快同意，无非是想感化袁，使其能效忠民国，所以表面上对袁有所敷衍。袁当时也说：“必我等四人携手料理天下事，则无不可为矣。”他一度还有合组“救国社”的说法。

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廉、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终于未成为事实，但赵秉钧内阁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则成为当时政坛“佳话”，这可以说是黄兴的“作品”。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与闻其议”），袁世凯“极以为然”。10月4日黄兴、陈英士在离京南下前夕，在六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黄兴致辞时特别公开宣布：“尝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表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黄兴对此深感兴奋，以为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中山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赞扬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谭人凤后来批评道，如果说请张謇、程德全入党还可以理解，那么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不过袁夹袋中人，思想政见相区何止千里？请他们入党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有人甚至说，黄兴是革命实行家，劝人入党也用革命强迫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英而不雄”的宋教仁看得就比较清楚，他把这个内阁仍然看成是“袁派内阁”，而不是政党内阁。黄远生当时发表评论称“宋派之颇能讲究严格的政治理论”，并说有人说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黄兴主张内阁政党，“黄系、宋系之说，诚为不诬者”。即使如此，黄远生也肯定黄兴“朴直之热诚”，对其人格钦佩不已。

1912年9月13日，黄兴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自己与袁世凯晤谈两次，“均情意欣洽”。其实，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差不多。曾采访过孙中山的黄远生从1912年9月5日到10日一连发表四篇《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中他与孙中山有这样一番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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