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毛泽东亲手掀起了席卷神州的红卫兵大串连狂潮。当年正读“大三”的我，曾经怀着狂热的忠诚两度串连，留下了属于那个特殊年代的印迹，也成为人生厚厚的案卷之中一页发黄的文档，让人回首和反思。

风雨下西安

毛主席“八一八”在天安门城楼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之后，特别是中央文革9月上旬发出通知，鼓励各地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免费赴京大串连，全国各地掀起了红卫兵大串连的迅猛热潮。山西大学学生也闻风而起，卷入到大串连的狂潮之中了。

我们中文系63级甲班第一批外出，学生由党支部书记高世英出面组织，十几个人结队去“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开展的西安串连。爱随大流的我也加入其中，肩背一只军绿色挎包，臂戴一条红卫兵袖章，满怀激情地踏上了风雨征途。

列车开进西安车站，南来北往大串连的学生挤满了站台。我们一行相互照应着向出站口拥去，只见一群男女红卫兵守在栅栏门的两侧，一边呼喊各地串连的领队，一边查阅介绍信。几个身着绿军装、腰扎皮带、戴着首都红卫兵袖章的女学生，拦在我们队伍前面。为首的冲领队高世英说：“地富反坏右黑五类的子女，一律不准进西安城！”另一个喊道：“向毛主席保证，你们自己检查。黑五类子女要是混进来了，西安红卫兵发现了就打……”大家听了甚为惊愕。

高世英扭头把王星光、杨良才叫到身边。他俩紧绷着的脸上如同蒙了一层土灰。世英劝了他们几句，意思是想不到西安的形势如此变化，为了自身安全，你俩还是坐车回去吧。星光和良才无奈地离开了队伍，我有点儿不寒而栗，事后才知道他俩出身于富农家庭。

经西安红卫兵接待站安排，我们十几个人住到了西北工程学院。

虽然已是9月，古城西安仍然酷热难当。与炎热的天气相比，这座城市“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则显得更为火热。西安市各大中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正集中人马在广场静坐示威，向所谓的陕西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强烈要求省委书记霍士廉公开承认错误。首都和外地前来串连的红卫兵，也纷纷加盟，给予声援。

入住工程学院的各地红卫兵聚在一起，决定前去参加静坐示威，每支队伍选派一名代表负责联络指挥。我们班的同学们经过商量，认为高世英虽是党员，可是出身上中农，在西安火车站差点被挡住，选他恐怕不行，于是推荐了人高马大、嗓音宏亮的刘永生当代表。刘永生“噌”地跳到台上，用大同口音说：“我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叫刘永生。”主事的人问道：“你是什么出身？”永生回答：“城市贫民。”台下有人喊道：“没有这个成分……”主事的人便说：“不是工人和贫下中农，一律不行。你下去吧！”永生还想争辩，台下的人乱喊：“下来！下来……”永生又“咚”地一声跳了下去。

梁镇川在台下愣住了，走到一边自言自语：西安的红卫兵好厉害呀！

我们成群结队来到广场，只见西安院校和外地声援的红卫兵已坐了一大片，绿色、蓝色、白色的服装汇成了凝固的波涛，飘舞着的红旗和红袖章、红语录本闪耀其间。我惊叹于眼前这浩大的场面，与同学们在马路边缘席地而坐。

骄阳当空，热浪滚滚。街头的宣传车和建筑物顶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毛主席语录，播放着指挥部发出的严正声明。我们知道，红卫兵的静坐已经升级，指挥部决定开展绝食，强烈要求省委书记霍士廉与红卫兵对话，公开承认错误。我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翻看捡来的小报和传单，不一会儿，额头、身上就浸出了汗。

我们班的同学很老实，一直坐在骄阳下不吃不喝。静坐时间长了，个个都感觉腰酸背困，口渴难耐。我和几个同学去上厕所，看到马路另一侧的摊点正卖西瓜，卖瓜的汉子喊着：“西瓜又沙又甜，二分钱一斤……”手起刀落，切开的西瓜绿皮红瓤引人垂涎三尺。我动了心思：我们是来串连的，何必非要绝食？于是过去买了一个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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