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觉暮色降临，盏盏路灯亮了。我们热情高涨，决定连夜将这篇1000多字的文章印成传单。我们一路打问，终于找到《解放日报》社，敲开路灯斑驳光影下的偏门，一位中年人问明来意，看了我们写的文章标题，很痛快地答应帮助连夜印刷。

第二天早晨，我们如愿取走了2000份散着墨香的传单。

我们3个人在街头一路散发传单，当然我们没有舍得天女散花般一撒而光，每个人都留下一些装入绿色军用书包里。

虽然已是深秋，但我们想多走几个城市，还做了最后一程步行串连计划。

由于百万红卫兵汇聚上海，在接待站很难领到出沪的车票，于是我们直接来到了人流汹涌、混乱无序的火车站台。只见标着“上海—广州”、“上海—成都”、“上海—乌鲁木齐”的列车，客流爆满车门堵塞，一些手中无票的红卫兵硬从车窗口往里爬。怎么办？此时车站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着中央文革发出的“学生返校闹革命”的通知。我们在站台上商量，决定不再南行，于是挤上了一辆北上南京的火车。

车上人满为患，连走道上都密密麻麻挤满了人。火车一靠站，又有红卫兵从窗口往里爬，有些瘦小者甚至躺到了座位下或者行李架上。

我们在南京逗留数日，无心再去远方串连，便乘上了陇海线返程的列车。

步行三百里

列车沿着陇海线西行，我和作柱、大钧一行在陕晋交界处的潼关下了车。

我们走过晃晃悠悠的黄河大浮桥，来到被称作山西南大门的风陵渡。

望着眼前流过的浑黄色的波涛，我们心血来潮，谈起了中华民族曲折而悲壮的命运，谈起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在黄河岸边，我们作出了徒步长征串连的决定。

没有来得及订制一面红旗，只有臂上戴着的红卫兵袖章和心头洋溢着的热血豪情，我们沿着公路北上，与铁路线并行，不时可见火车鸣着长笛驰过，我们挥挥手，目送这钢铁的巨龙铿锵驰向了远方。

我们白天徒步行进，夜晚住宿则求助于县或乡镇的红卫兵接待站，有时赶不上趟，就投宿于路边的村庄和单位。

走了两三天，我们3个人商量：咱们不能只走大路磨脚板，也得接触贫下中农，访贫问苦，磨练一颗红心呀！于是我们离开了公路，走进了条件更为艰苦的山区。

一天日暮时分，我们来到了一座炊烟缭绕的山村。村干部看了我们的介绍信和学生证，称我们是“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热情招呼我们吃饭和住宿。朴实、憨厚的村民们听说毛主席的红卫兵来了，都放下农活来看我们。大钧是晋南人，几句家乡话拉近了与乡亲们的关系。

一个年轻后生问：“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谁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

我们回答都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向村民讲了两次串连去北京，第一次是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游行接受毛主席的检阅，第二次站在长安大街边上看见毛主席乘着敞篷汽车开过的情景。后生们听了说好，站在后边的姑娘媳妇也露出羡慕的神色。

村干部对身边的几个小学生说：“娃娃们好好念夫（书）吧，长大了也去北京见伟大领袖毛主席……”

那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山村住宿。房东大娘拿出新媳妇的棉被，让给我们这些“毛主席派来的红卫兵”。我体会到了劳动人民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那份朴素、真挚的感情。

再往北走，我们加快了步伐。行进路上，遇见一对满脸稚气、风尘仆仆的姐弟，从陕西步行串连而来，还要走到北京去看敬爱的毛主席。姐姐才十多岁，弟弟更小，我佩服姐弟俩的勇气和毅力。中途休息，姐姐一边跳着，一边还唱起了我们熟悉的颂歌：

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

照得心里亮堂堂，亮堂堂

哎——伟大领袖毛主席

就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

歌声节奏时而明快，时而舒缓，小姑娘一边唱一边舞动着手臂，弟弟也不停地比划着，姐弟俩配合默契。我们和围上来观看的路人，向这姐弟俩报以热烈的掌声。

我们与小姐弟俩相随着，一路走到了绛县。只见县城红旗招展，锣鼓喧天，街头横幅告诉我们县里正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交流会。南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周明山，是当时闻名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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