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即兴写下一首诗《最幸福的时刻》，最末两节为：

走过天安门广场，浑身披满红色的阳光，

旗更红呵路更宽，昂首阔步奔前方。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呵，我们誓言刻在骨头上：

铁心铁意忠于您，永当革命红闯将！

10月，山西大学两派师生在大辩论、大批判的风潮中愈加对立，纷纷插旗放炮招兵买马，成立了全校性的群众组织。一派以中共中央8月8日发布《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标志，称作“八八”红旗战斗队；另一派以山西省委8月14日向山大师生赠送《毛泽东选集》为纪念，称作“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我们班的同学绝大多数加入了“八一四”，只有郭介成、杨季春、刘永生、李树荣等十多人加入了“八八”，起名为星火战斗队，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向中规中矩的我，随着大流成了“八一四”的一名普通队员。

当时全国性的大串连热潮方兴未艾，刚刚从北京串连回来的我又涌起了外出串连的热望。上次串连去了西南，这一次便想出走东南。我与同一派的好友安大钧、王作柱达成共识，绘出了北上首都去见毛主席，然后取道青岛去上海，再走江南苏杭一带的大串连路线。我之所以主张再上北京，是由于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没有看清毛主席的面容，想再见一次毛主席并能看得清楚一些。

我们一行3人于10月中旬抵达北京，被安排住在和平里，正好赶上了10月18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与国庆节参加游行不同，这次是学生们列队站在长安大街的两侧，接受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乘车检阅。

那天一大早，我们随队站在了长安大街的北侧。红卫兵们一遍又一遍地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等颂歌，期盼着最幸福的时刻。直到中午时分，我们才远远望见箭头般的摩托车队引导，毛主席和中央领导的车队驰来。毛主席身穿绿军装站在第一辆敞篷车上，挥动手臂向两侧的群众致意。后面依次是林彪、周恩来等乘坐的敞篷汽车驰过。这次虽然距离毛主席近了，但车队飞驰而过，我还是没能看清伟大领袖的面容，心头留下了一丝遗憾。

不过我想，一个人在短短20天内能够两次见到毛主席，该是多么幸福啊！心头那点遗憾，便被汹涌而起的激动和幸福淹没了。我和大钧、作柱商量，在北京多住几天，在毛主席的身边更多地感受心中红太阳的温暖，升华讴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激情。

此后，我们从北京抵达海滨城市青岛，又转乘轮船直奔南国大都市上海。11月3日拂晓，在浩瀚无际的公海上，我早早来到甲板上观看日出。当我看到墨绿色的万顷波涛托起一轮喷薄的旭日，立即联想起国庆节在天安门前接受毛主席检阅的情景，于是即兴写下一首颂诗《天安门上太阳升》。

这首诗以毛主席检阅红卫兵为背景，每节分别以“毛主席含笑把手举”、“毛主席轻轻把手招”、“毛主席高高把手扬”、“毛主席朝前把手挥”起句，抒发红卫兵“红艳艳太阳照心里”、“心头红太阳升得高”、“世界革命放肩上”、“永远前进不掉队”的豪壮情怀。

我站在甲板上，沐浴着由金黄变得绯红的旭光，默诵这首颂诗，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踏潮走上海

那是一个狂热而无序的年代。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只要手持学生证和介绍信，便可免费领取车票乘坐火车；到达任何一个城市，找到红卫兵接待站，便可到指定的地点免费食宿。

我和安大钧、王作柱踏着大串连的狂潮来到上海，立刻卷入到了这座城市迅猛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之中。走进几所大专院校，到处汹涌着大字报、大辩论的惊涛骇浪。走上街头广场，又见一条条巨幅标语从楼顶垂下，其中有一幅左右分别写着“打倒巴金黑老/批臭毒书十四卷”，看了令人触目惊心。

我们得知虹口公园内有鲁迅先生的墓地，便专程前去公园拜谒。当年正值鲁迅先生逝世30周年，我们站在鲁迅墓前，遥想先生在夜色如磐、风雨如晦的旧中国，以三寸之笔为投枪和匕首，同旧世界和反动势力进行殊死的斗争，被毛主席称作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和民族英雄。我们几个互相激励，要以鲁迅先生为榜样，投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之中。我站在自己敬仰的鲁迅先生的塑像前，拍了一张照片，心头颇感欣慰。走在上海街头，我们三个心血来潮，总想有所作为，干点什么事情。不知是谁提出，咱们写一篇文章吧，在上海留下自己的声音。于是我们找到一个僻静处，你一言我一语，由我执笔，很快写就了《用毛泽东思想指导革命大串连》这篇文章。

文章开头引用了毛主席关于“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的语录，指出红卫兵大串连就是新时代的新的长征；然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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