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

《文史精华》杂志

一、傅氏欲“跳这一个火坑”

1946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民党国民代表开会，并发表讲话，谓：“这次修改宪法，就是为了打击共产党。”又说,“现在是本党的危急存亡关头，大家要听我的话，则有前途，否则完了。”话音刚落，众人惊骇，蒋氏的这一句“完了”，竟成谶语。

两年之后， 面对山河崩裂、天地改色，蒋介石困兽犹斗，在决心背水一战的同时，还采纳了历史地理学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张其昀的建议，决定着手经营台湾，作为日后退身之所和反攻大陆的基地。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败退台湾之前，根据蒋介石密令，除把约价值10亿美元的黄金和银元秘密运台外，科学教育界能搬迁的人、财、物尽量搬迁，先以台湾大学为基地，尔后慢慢站稳脚跟，以达到求生存、图发展之目的。因台湾大学原校长庄长恭履任半年便携眷悄然离职开溜，国民政府决定任命五四运动时期的学生领袖、国民政府参政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为台大校长，着力经营关乎科学教育这一立国之本的重要基地。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和傅斯年多次晤谈，傅氏勉强表示从命，欲“跳这一个火坑”（傅斯年语）。

1948年11月底，朱家骅奉命召开“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分别召集在南京的7个研究所的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参加，出席会议的有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姜立夫、陈省身、张钰哲、俞建章、罗宗洛、赵九章等，紧急商定了几条应对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扩建工程，原备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备搬迁之需；各所尽快征询同人意见，做好迁台准备。眷属可自行疏散，或于10日内迁往上海，可能出国者尽量助其成；南京地区文物、图书、仪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组封存，伺机再南运台湾等。

会议之后，各所组织人员携公私物资陆续向上海撤退，以“静观待变”。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和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指令，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4家机构所藏的珍贵文物、图书和历史档案，全部装箱运往台湾。由教育部次长、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杭立武全权指挥。待一切准备就绪后，海军司令部派来“中鼎号”、“昆仑号”并租赁一艘商船，分3批将4286箱古物、资料、珍贵图书、档案等运往台湾，这批文物后来存放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史语所运去“内阁大库”档案多达311，914卷（册），其中明代档案3000多卷（件）。此物抵台后，先借放于台北杨梅铁路局仓库，后转南港史语所办公大楼资料库永久保存。

就在4家机构的古物、图书、档案等仓皇运台之时，朱家骅奉命动员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员全部迁台。令他颇为失望的是，大多数人员不愿随迁，仍要在南京、上海“静观待变”，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较为积极，但傅氏同样处于“去留之间两徘徊”的境地。此时此刻，真要让他带领全所人员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陆，心中的彷徨痛苦可想而知。

史语所大部分人员开始于惶恐纷乱中携妻带子紧急逃往海峡那边的孤岛，只有夏鼐、郭宝钧、吴定良等少数人留了下来。在抗战胜利后中央研究院建成的13个研究所中，除半个数学所赴台外，这是唯一一个“兵随将转”，被傅斯年较完整地一锅端到台湾的重量级学术机构。

只是当赴台人员心怀凄凉，在风高浪急的台湾海峡动荡颠簸时，傅斯年没有离去，他仍留在南京奔波忙碌。

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危急时刻，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陈雪屏等政府要员，在蒋介石授意下，紧急磋商谋划“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抢救计划”细节办法，并拟定了“抢救人员”名单。名单包括四类：（一）各院校馆所行政负责人；（二）因政治关系必离者；（三）中央研究院院士；（四）在学术上有贡献并自愿南来者。四类人员约60人，连同眷属共约300人，由北大、清华的郑天挺、石树德等教授负责组织联系，国民党北平“剿总”指挥部予以协助，分期分批运往南京，所需运载机由交通部长俞大维全权调度。

南京方面急如星火地电催北京大学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德高望重的教授迅速南下，但此时的胡适正忙于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不肯起身，梅贻琦也在磨蹭观望。直到1948年12月12日，胡适接到朱家骅亲自拍发的电报：“明天派专机到平接你与陈寅恪等与家人来京”，他才突然决定离开北平。

14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