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三大之后,以蒋介石、胡汉民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掌握中枢,权倾一时,但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则处于失势地位。他们以反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治"为名,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和他们站在一起的有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1929年1月编遣会议后,他们的利益、权力、地盘受到损害,因此,力图武力倒蒋。

1930年2月10日,阎锡山首先发难,提出"礼让为国",要求蒋介石与自己同时下野。3月15日,冯玉祥部鹿钟麟等人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自然,南京国民政府视此为叛逆,下令通缉阎锡山,并于5月1日发布讨伐令,持续6个月的中原大战由此展开。同年7月13日,反蒋各派在北平联合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等在《联名宣言》中指责蒋介石:"背叛党义,篡窃政权",将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独裁。宣言称:"本党目的在扶植民主政治,蒋则托名训政以行专制。人民公私权利剥夺无余,甚至生命财产自由一无保障。"8月7日,再次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借党治名义实行独裁,"号称训政,于今三年,而约法一字亦未颁布"。宣言称:"吾党提倡民主政治四十余年,民国成立亦已十九年,而仍滞于极端专制之境,此诚吾党之大耻,而国民之大不幸。"宣言表示,决于最短期内按照孙中山遗教筹备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汪精卫为此特别说明,孙中山晚年所批评的是民初制定的"实际即是宪法"的《临时约法》,至于《孙文学说》中所说"训政时期的约法",其目的在于确定政府对人民的关系,限制政府对于人民的权利的干涉程度,仍为革命时代所必要。汪精卫不是胡适,他不敢对孙中山稍有批评,只能在其学说的范围之内做文章。

9月1日,"扩大会议"诸人在北平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15日,成立包括罗文干、周鲠生等六名法学家在内的约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约法并向全国征询意见。其间,曾计划聘请胡适为起草委员,胡也认真地和罗做过讨论,意见"大致相投"。在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张学良支持蒋介石,率兵入关。阎锡山被迫退回山西。汪精卫、邹鲁等眼看失败在即,决定抓紧时间演出最后一幕,向南京政权作一次"悲壮"的宣传战。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继续开会,通过约法起草委员会所拟《中华民国约法草案》,用以作为"宪法未颁布以前的根本大法"。该草案所规定的人民人身、财产、居住、集会、结社、言论等"私权"和选举、罢官、创制、复决等"公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出现代民主思想,与胡适等人权派的观点一致,而与南京国民政府一党专政下的情况迥然相反。《大公报》曾评之为"从理论言,此项草案实有许多优点","极合人权法理","比较任何国家现行宪法为周密"。同日会议即将草案公布,"征求全国人民真实意见及正当评判"。次日,汪精卫等人离开太原,转到天津、上海等地活动。

"扩大会议"的组成人员很复杂,其中大部分人员并不是民主派,其反蒋目的也并不都很纯洁,但是,他们是非主流派或在野派,在和主流派斗争时,有可能看到主流派所不可能看到或不愿意承认的现实,为争取民心,他们所批判的,所用以作为旗帜的,也可能反映出人民的某些要求或愿望。民主和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应该承认,"扩大会议"诸人对南京国民政府以"党治"为名而专制、独裁为实的批判,对民主和法治的呼喊,以及太原"约法"的起草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曲折地反映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要求。

胡适等人权派的出现,中原大战的爆发,"扩大会议"的召开,这一切表明,在当时的中国,要求制定约法不仅已经形成思潮,而且形成了势力,威胁着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

三、蒋胡在制定"约法"问题上的分歧与冲突

面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和"扩大会议"派的"法治"要求,国民党主流派内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蒋介石企图接过胡适等人的口号,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而胡汉民则坚持一贯主张,反对在当时召开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胡适要求制定宪法,批评孙中山的文章发表后,招来了国民党一场颇具声势的"围剿",极端分子甚至要求将胡适逮捕法办。但是,蒋介石特予"优容",没有采取任何措施。1930年10月3日,蒋介石所率领的南京"讨逆军"克复开封,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等人的失败已成定局。同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前所未有地首先作出自我批评,声称"中正自维凉德,诚信未孚,对人处事,每多过误"。电报建议,在军事大定之后,赦免陈炯明、阎锡山之外的所有军事、政治上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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