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他们的立场看问题，章实斋们的担心，并不是无穴来风。少数民族的青年男女谈情说爱，那重要工具之一，确是情诗——只不过她们唱而不写，把情诗称为山歌。公卿士绅们不会找她们做妾侍，因而这还罢了。严重的是确有不少诸如红叶题诗之类的事情发生：被禁锢在宫中的宫女把抒发宫怨的诗句写在大梧叶上，让流水飘走宫外，被秀才拾得，于是也题诗叶上，泛于波中，一来一往，这位秀才竟同宫女谈起恋爱来。这类故事，老百姓看来是“佳话”，皇帝看来却未必佳：什么把题诗宫女赐给秀才之类的大团圆结局，只是小百姓的痴心妄想。别说把他那一百二十四位后妃弄走一个，即使要同他那数以千计的宫婢中的一位传书递简，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的。

写到这里，大概对为什么学写诗、能写诗就意味着无德，总算是有点眉目了。

中国，不，准确点说，应当是封建主义的中国，其中一个相当顽固的特点就是理论脱离实际。

就拿那位标准淑女薛宝钗来说，她是一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理论宣传者。她关于作诗写字并非你我分内之事的一席话，竟把黛玉这位封建叛逆者几乎征服了，可见如果让她写起《论女子无才便是德》来，无论如何也要比当年《学习与批判》的文章富于说服力，说不定还会得优秀论文奖的。但是，妙也妙在：薛宝钗本人不仅识字，而且博学多识；不仅会写诗，而且在海棠社里常常夺魁，比诗社里唯一的男子宝玉强多了。如果挖得更深一些，这位淑女又还曾经有过对宝玉一闪念的爱恋之情——这一点，用“狠斗私心一闪念”的精神来对待，宝钗是足以开一次“讲用会”的。薛宝钗尚且如此，可见从“无才”中求“德”之难，之矛盾不可调和。

那位大骂袁枚鼓励女人作诗的章实斋这番话似乎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分明矛盾的现象。他说：“古之贤女，贵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无才便是德’者，非恶才也，正谓小有才而不知学，乃为矜饰鹜名，转不如村妪田妪不致贻笑于大方也。”最少，这也应算是一种解释：“才”取决于“德”。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德是主要的，甚至不妨是唯一的。

只要德好——例如宝钗那样的模范淑女，识字、会作诗并不碍事。而且，宝钗还有一个可爱的特点，那就是，虽然她的诗写得好，她从来不把写诗当作正经事，只是逢场作戏地耍耍。陈后主陈叔宝封宫人袁大舍等为女学士，她们的职责只是侍宴后庭，陪他共赋新诗，并把那些写得特别艳丽的唱给他听，这就不致有何不良效果，是可以允许的。相反，莺莺就属于“小有才而不知学”一类，远不如根本不识字的村妪田妪有利于维护那个社会制度。黛玉不仅识字，而且诗写得好；但她的诗却常常被评为二等，居宝钗之后。社长李纨讲得很清楚：虽然“风流别致”得让她占首位，但不如宝钗“含蓄浑厚”。这还罢了。她还常常写些对现状极不满的诗，说些尖酸刻薄的挖苦人的话。这些言论，搜集起来，加以整理，黛玉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有人说黛玉如果活在现代，当是“右派”，看来有理。这类人，岂不是无才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