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连夫人已经明白情况，呜呜哭起来，两个女儿见状也哇哇大哭。她三个也随洛连一起齐刷刷跪了下来。潘振承见状也掉下眼泪，忙将四人扶起，答应赶紧去给政府汇报，但也告知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思想准备，随后离去。 入夜，天下起大雨，电闪雷鸣。洛连并未等请示结果，就强行带着妻子女儿冒雨登岸了。然后通过私人关系，将淋得瑟瑟发抖的妻女安排在外商聚居的十三行（今文化路至海珠南路一带）中的瑞丰行。

洛连带妻女来到广州的消息很快传开，在广州和其他国家的商人中引起轰动。但由于有关长李永标、行首严济舟、保商潘振录等人的从中斡旋，广州当局低调处理了这起纠纷。地方官员们表态说：“夷人携带番妇同行，例当驱逐，但为表示圣朝怀柔之至意，敕令荷兰人将家眷带到澳门居住。”事情就以此平复。澳门当时属于中葡共管之地，清政府将此地视为特区，这样做也是广州地方政府对僵局的一种不得已的自我变通。

此事传到北京，清政府对广州地方当局的处理结果采取了赞成的态度。乾隆同时强调：“嗣后有夷船到澳，先令委员查明有无妇女在船，有则立将妇女先行就澳寓居，方准船只入口，若藏匿不遵，即报明押令该夷船另往他处贸易，不许进口；尚委员徇隐不报，任其携带妇来省，行商故违接待，取悦夷人，除将委员严参，行商重处外，定将夷人船货一并驱回本国，以为违禁令者戒。”

可见，清政府对此看得很重，从乾隆发话后，口子也收得更紧了。外国的商船，到特区澳门就开始派员检查，只要发现有女性，当即就强令下船留在澳门，否则船只不许继续向前开。如有检查人员不负责任，会受到严厉处分。另外，对广州十三行内的西方雇员们的女眷也一律进行了清理，不许住在广州，统统赶往澳门。为了限制这些女眷的流动，女眷若进出澳门，要缴纳苛重的人头税。这期间，还不许西方人学习中文，中国人如有谁教授西方人中文要科罪。男性外商在广州必须居住在政府规定的地方，平时不准随意出入，每月可在规定的时间地点游玩三次。

此外，清政府还在外商集中居住的广州十三行，建立举报和搜查制度。凡有抱着侥幸心理，将自己的女眷偷偷带上广州藏匿的外商，一旦被发现，会立即被驱逐。那时的伶仃洋上，不时有押送外商女眷去澳门的中国“楼船”。

过去，清朝对西方女性来华的禁令，仍然仅是停留在“定例”和口头上，尚无明确的法律条规。洛连引起的这次中外纠纷，清政府加快了对这种限制的正式立法步伐，各种正式条规陆续推出。

到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按朝廷旨意，推出了《防范外事规条》，其中主要内容大意是：（1）永行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如需在中国逗留过冬，也只能在澳门居住；（2）外国商人到广州后，须住于行商指定的商馆，并由行商管束稽查；（3）禁止中国人向外国人告贷，禁止外国商人雇中国女佣；（4）严禁外国商人雇人，以及与中国人传递信息；（5）对外国商船到广州停泊时，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之后1776年，广东巡抚兼海关监督李质颖制定了《防夷四查》；1809年，两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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