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官员认为，西方商人到中国后，一面大赚中国人的白银，一面又与自己的家眷在中国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尤其每年的冬天，国处寒冷地带的西方人，都喜欢携家眷在温暖的广州居住，常常一住就是几个月。

他们把伤风败俗和侵略的责任，开始向这些来华的女眷身上转嫁。认为如果不允许西方商人们带女眷，这些商人在中国就会不安心，会很快离开中国，也会减少中国的白银外流，对中国固有的封建伦理秩序也就不会造成影响。

1745年（乾隆十年），实在不能忍受的广州地方官员，包括两广总督、广州将军、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连续写奏折上报清廷，力陈利害。乾隆对此与地方官员认识是一致的，这符合他之后的“闭关锁国”整体对外思路。在乾隆的默许下，各地相继有了不成文规定，对西方女眷（当时称“番妇”）来本地居住进行干预和制止，并逐渐形成地方定例。广州还多次发动对已来华“番妇”的大清理，西方女眷来华受到严格遏制。

西方商人对清朝地方官员这一不近情理的定例，开始表示不满。在不断抗议的同时，有人就决心碰碰这一高压线。

当时有位叫洛连的荷兰大商人，自己拥有重达600吨的大型帆船“海马号”，多次越洋过海到中国来做生意。此人妻子名詹妮，也是荷兰富商之女，生有一对漂亮可爱的双胞胎女儿。詹妮早就非常向往神秘的中国，两个女儿也多次吵闹着要来神话般的中国看看。加之洛连每次来中国往返要用近两年时间，与妻女长期分离的苦恼，促使他这次出发决定带她们一同前往。当然，他对中国各地不许外国女人上岸居住的定例是知道的，所以他的决定是对广州地方政府的一次公开挑战，也是一次成败难测的冒险。

1750年（乾隆十五年）10月，“海马号”从荷兰阿姆斯特丹港口起锚，绕过好望角，一路惊涛骇浪，奔波十个月，原本在家生活优裕的洛连妻子和女儿，在海上受尽颠簸之苦，历尽艰辛，终于来到广州海域。在樯桅林立、彩旗飞扬的珠江江面上，“海马号”逆江上溯，于1751年7月8日，抵达虎门与黄埔之间的狮子洋。

情报早已传到广州地方政府：“红毛船一条向广州驶来，船名‘海马号’，一等船，货主及家眷共四人，医师和牧师五人，船工厨子下人一百零五人，火炮三十门，炮弹六百个。”因为有三个女眷，广州方面得报立即紧张起来。广州关长李永标、行首（商会会长）严济舟和担保商人潘振承，与荷兰商馆秘书约翰紧急磋商阻止方案。同时调动吏胥、关丁、绿勇近百人在黄埔港严阵以待。

就要结束漫长的海上漂泊，洛连的妻子高兴异常，两个女儿更是欢天喜地，不停地向码头方向挥舞着中国丝绸围巾。船很快到达码头。正当洛连和妻女急不可耐地走下小船时，岸上的约翰赶紧用荷兰语大声喊：“洛连，情况有变化，请听我先和你解释！”洛连已经觉察到情况不对，因为他已看到了岸上的警察和士兵。

约翰和潘振承赶紧划船过去，说明情况。洛连立即暴躁起来，说：“我的妻子女儿已在风浪中漂泊十个月，终于到达她们向往已久的中国，却不许她们上岸，太令人失望了！&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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