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来源：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华文报摘，作者：青丝，原题：《苏轼不藏书》

北宋仁宗庆历年间，毕升发明了以活字排版的印刷法，图书也就此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各种版本的古籍以及时人的著作，都大量印刷出版，许多文人亲自校对书籍，以正谬误，然后分类收藏，由此诞生了许多的藏书名家。方兴日盛的藏书之风，对宋人的学识修养的提高，以及学术研究的进步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苏轼幼时，恰遇这一图书的革命性时期，也为他日后“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带来诸多的便利。他曾自述：“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

在苏轼之前，老一辈的读书人想要读《史记》、《汉书》这样的史籍都很不容易，煞费周章地借了回来，要赶紧抄录，然后日以继夜地诵读，生怕时间到了要把书还回去。但是，一生读书、到老不倦的苏轼，却没有像当时的许多文人名士那样，拥有充塞梁宇的藏书，可以坐读释道，卧读经史，甚至连一些常见的典籍他也没有。

苏轼曾在《海上与友人书》曰：“到此抄得《汉书》一部，若再抄得《唐书》，便是贫儿暴富。”自谓被贬谪到海南儋州以后，无书可读，只是在当地的士人家里抄录得了一本《汉书》，并想象要是再能抄到一本《唐书》，那种感觉就像是穷人于一夜之间暴富。其实，据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苏轼渡海至儋州的行李当中，就有好几箱的笔和墨。至于他宁可携带大量笔墨，而不是携书到孤岛上，可供随心所欲地阅读，一方面足见他的自信和旺盛的创作需求，另一方面也可见他并不竞尚风气，追随潮流而藏书。

在当时，许多文人名士都以藏书为时尚为乐事，私人藏书动辄上万卷。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就以藏书多而闻名，以至于家道中落以后，每次搬家，他的妻子都要为搬书而烦恼。另外，江陵有个叫做田伟的小吏，在家里建有博古堂，藏书多达五万七千余卷。黄庭坚到他家里作客，看到他的藏书都惊呆了，叹曰：“吾尝校中秘书，及遍游江南，名士图书之富，未有及田氏者。”黄庭坚的舅舅李常，为唐代皇室的后裔，他年轻时藏书读书的僧房，后被命名为“李氏山房”，藏书也多达九千多部。

处于这种大环境下的苏轼，也并非没有藏书之心。苏轼的《仇池笔记》载，唐太宗曾经花费重金购买晋人书帖，共收罗了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内的书帖千卷。武则天时，宠臣张易之兄弟从内府把这些书帖偷了出来，随后又散落在宰相王涯、张延赏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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