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后,王涯为禁军所杀,他家里的金银珠宝都被洗劫一空,因禁军不识这些书帖的价值,故得以幸免。后来,苏轼在宋仁宗的驸马李玮都尉的家里,看到了这批谢尚、谢鲲、王衍等晋人的书帖,心里也非常喜欢。但是,一想到这些书帖的传承过程,简直就是招灾揽祸的根源,而且除了作为书架房舍里的装饰,用以炫耀人前,也并没有其它的用处。因而,苏轼对这种貌为集古、实为矜奇立异的行为,也失去了兴趣。
后来,苏轼应朋友李常之请,为李常将“李氏山房”的藏书全部捐赠出来、用作公益一事作记,又在文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日以苟简,何哉?”意为自秦汉以后,著书立说的人愈来愈多,写字用的纸笔和字体也愈来愈简便简化,不论何地都可找到书读。可读书人却愈来愈草率马虎,这是什么原因呢?
接着苏轼又问:“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前人。而后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乃指如今的印刷业发达繁盛,书籍得以大量流通,要找书读方便多了,按理说读书人的学问也应当比前人高出一倍才是。可是那些科举之士,却把书卷起来不读,反而闲谈不暇,言语浮夸,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借此两问,苏轼道出了时人藏书的几大弊病。一是浮慕时名,藏书只是为了获得名声,而非为了钻研学问。二是家中费尽心力收罗得来的藏书,从不阅读,全都束之高阁,只是为了在他人面前有吹嘘的资本。三是把藏书视为私产,不仅自己不读,书亦不外借他人,只是为了收藏而收藏。所以,苏轼极力夸赞李常捐赠藏书、以遗来者的义举,鼓励有志读书的人,要奋力进取,有所作为。
苏轼不追随潮流而藏书,也是他有定见、不盲从,尽量多做实事的人生态度的体现。
(摘自香港《文汇报》文/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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