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制度,尽可能合理地分配利益和财富。稳定的根本在于减少社会矛盾,而非无视矛盾,或靠暴力酷刑压制矛盾。依靠暴力酷刑换来的稳定,终将昙花一现。用《后汉书》批评酷吏的话说则是:“末暴虽胜,崇本或略”,酷吏们试图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社会失范,只是舍本逐末,无法长治久安。
付出了相当大的社会代价与政治成本,汉武帝打豪强运动的结果却未必美好。学者陈启云发现,汉武帝派往地方州郡行政机关的酷吏,扰乱了地方权力结盟的平衡,却又缺乏有效的措施来控制,结果导致武帝在位后期关东诸郡(华北平原的经济中心)的广泛动荡,乃至群盗纷起,叛乱时作。吊诡的是,这些叛乱分子与地方豪强、地方官员乃至中央政府[注: 中央政府centralgovernment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政府的对称。负责统一领导全国地方行政工作,集中掌握国家的国防、外交、财政、内政等行政职权。]的高官,都有良好关系。换言之,他们并非下层农民,而是武装起来的地方实力派。这也可视作地方豪强对中央高压政策的一种回应。
公元前81年,汉武帝死后的第六年,朝廷召集会议,“举贤良文学[注: 汉代选拔官吏的科目之一,或分称“贤良”或“文学”。始于武帝时,《汉书·董仲舒传》:“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西汉后期,儒生往往借此取得出身。]”,全面检讨汉武帝的政策。被举之士人,多是地方既得利益者的代言人,对包括打压豪强在内的汉武帝政策展开了激烈抨击。稍后,在公元前80年间,捍卫汉武帝政策的主要官员戏剧性地受到整肃。汉武帝任用酷吏以打压地方豪强的多年努力,终归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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