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表态认了错，愿意“担责”，这正是古弼在内心煎熬中所期待的，于是他立即放过刘树，转而仗义执言，向拓跋焘一一奏明实情。拓跋焘听了，“皆可其奏”，答应了古弼的请求，顺应民意，把上谷苑的一半土地分给了贫民。事后，古弼觉得自己的举动太失礼，于是光着头赤着脚到官署里去“自劾请罪”。拓跋焘知道了，便把他召去，对他说：“先生何罪之有？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今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即使造次越礼，你也要去做，不要有什么顾虑！”

看来，拓跋焘这个“天之骄子”还能够顾大局，识大体，懂得关注民生疾苦，是个豁达大度、善纳民意的君主。古弼无奈之下点了一把火，冒犯了“君威”，他不但不怪罪，而且反思己过，抚慰古弼，鼓励他大胆干。平心而论，古弼刚正执著、务实惠民的精神值得赞赏，但搅了皇帝的雅兴，敢于犯颜儆戒，皇帝尊严何存，面子何在？要知道那是一千多年前的君主专制时代，弄不好就会丢官去职，甚至性命攸关，人头落地。所幸拓跋焘深知古弼禀性“质直”，又是个报国爱民而不惜生死的贤人，故而才使得一场危机得到了化解。可见，“主明臣直”，没有上级领导者的开明通达，闻过则改，也就没有下级部属的直言敢谏，官场中如果没有形成一个上下良性互动的政治环境，即使有古弼一样的社稷之臣，也难成就大事。

每读史，常感叹谀臣庸官好做，直吏诤臣难当。也就是这位古弼先生，在太武帝拓跋焘死后不久的452年，就因为“议不合旨”，即与文成帝拓跋濬（拓跋焘之孙）的意见不同，竟遭枉杀，真是惜哉悲哉！皇权专制下，古弼的幸运不可能永远都有，所谓“好皇帝”史不多见，盖由专制制度[注: 历史 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存在着一个延续了2000年之久的君主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这种专制制度，出现于战国末年，]使然也。然而尽管如此，历史终究不会遗忘古弼这样的仁人，他心系百姓、为民请命的铮铮风采，至今依然在我们眼前闪耀。（所引史料见《资治通鉴鉴卷124》、《北史史古弼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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