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色收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确定其来源的合法性，但又无法认定其非法性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将其划到灰色收入的盘子里。比如说逢年过节的官府衙门和各部门福利中，权力集中者所得会比一般官吏来得多，而人情送礼，也是官阶越高、权力越大，节礼就会越丰厚。这是官家制度“敬长尊权”规则下的必然结果。

二是中国古代官场是一个熟人社会，很多事玩来转去最终都要纠结在“人情”二字上面。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春节期间，知府家里来了一个亲戚，提了一些很贵重的东西。如果说他单纯的是知府的亲戚，那么这些贵重的东西就应该属于白色收入，是礼品；但是如果亲戚是其所辖地的一名知县，也是做官的，而知府又正好可以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帮助到他，那么亲戚拎上门的礼品就可能转化为灰色收入。灰色收入之所以能够大行[注: 大行[佛教术语]，大行[自行车品牌]]其道，与中国自古以来“熟人社会”编织的那一张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有着密切的联系。

道理很简单，人熟自然形成关系；关系也就是人脉资源，有关系就好办事。如果人不是那么熟，就会逼着你变着法儿地去打通自己的人脉。而打通人脉的过程也就把人置于一种灰色生存的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就需要奉上礼金、礼品，依靠糖衣炮弹轰开人与人之间的冰冷状态，把关系搞得熟络一点，为下一步捞取私利做好人情铺垫。就算没有捞到现实利益，最起码不用担心具有“合法伤害权”的人在背后捅你刀子。

熟人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私人利益的对接管道，并通过这种管道把人与人联系起来，将各个点连成一条线，最后构成一张张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而灰色收入正是这一张张关系网捕进去的鱼和虾，网越大捕进去大鱼大虾的几率就越高。关系网越织越密，灰色收入也就愈演愈烈，并进而成为深度扭曲的人际关系的一种润滑剂。

换句话来说，熟人社会所遵循的运行规则，无非就是灰色生存的基本规则。如果每个人都能踢开潜规则，给不给“好处”都一样能够得到公平公正的对待，谁又愿意无端地去增大自己的交际成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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