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来，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包括当时旅居美国的华裔学者，不满“挑战—回应”模式和“传统—现代”模式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偏见，尝试从“中国中心观”的视角看待晚清以来的中国近代历史，他们发现晚清以来国家与社会之间充满各种张力，并以此作为研究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切入点。如华裔学者张仲礼、瞿同祖、何炳棣和萧公权等有关明清以来中国乡绅社会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视了绅士阶层在国家和社会互动中的地位、角色及影响。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ipA.Kuhn)、白蒂(HilaryJ.Beattie)、兰金(MaryRankin)、萧邦齐(R.KeithSchoppa)等人的关于晚清以来地方精英权力的扩张对于传统社会解体的影响的研究，又进一步拓宽和深化了乡绅社会的研究。目前，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关于“市民社会”、“公共领域”或者“第三领域”的讨论，实际上都是“国家—社会”这一研究理路的继续和发展。当然，其中也受到了西方一些新的理论和思潮的影响。

受海外学者研究的启发，同时伴随国内社会史研究的勃兴，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国内史学界的研究热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史学界不但发表了大量有关晚清士绅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论著，而且对中国近代商会问题、义赈问题、农村社会发展状况问题，以及城市茶馆、公园、报馆的现代性问题，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国内史学界近些年所做的这些研究，应该说或多或少都与“国家—社会”的问题意识有关，有些则是对这个问题所做的直接回应。

“国家—社会”研究模式对推动晚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起的作用，有目共睹，自不待言。但检视国内外学界在该研究模式之下所做的相关研究，亦暴露出一些值得反省的问题。其一，“国家—社会”研究模式作为对“挑战—回应”、“传统—现代”研究模式的一种反动，其在研究中往往受模式的限制和束缚，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过于突出和强调中国中心观，不同程度地忽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变动深受外来因素影响的事实。其二，受后现代主义理论影响，将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与以往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完全对立起来，作为对国内以往“革命史”研究模式的一种否定，将国家与社会的研究界定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将社会史的研究与政治史的研究人为地割裂开来。其三，作为这种研究倾向的一种发展，有关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出现趋于琐碎的流弊。其四，在有关晚清和中国近代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引入“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话题，则有悖“国家—社会”研究模式最初之本意，重蹈西方中心主义窠臼。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