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重读中国近代史》，作者：张鸣，出版社：中国致公出版社

农民不是没有力量，但这种力量需要整合，没有人来整合，再大的力量也成不了事，太平天国的历史再次证实了这一点。

关于太平天国起义原因的商榷

首先大家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定见，即太平天国是一次古老的、旧式的农民起义，它是古代王朝的常见命题的体现，即乱治交替，一治一乱。起义发生时，清朝生存了两百多年，差不多到了一个周期，该到乱的时候了。这种老的命题，或者说是一种宿命，在清朝也的确重现了。但是这个问题若是细究起来，还是有话可讲。一般我们说，太平天国起义的原因在于当时人口激增、土地紧张。此前，中国的人口总数一般来说到不了两个亿，但在太平天国时期，全国总人口已经突破四个亿了。人口激增一般会导致一系列问题出现，一般的叙述都是说土地兼并、土地的人均占有量下降、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口增多等，这些因素又催生了老问题，也就是农民暴动。这是老的一套解释。但是我们想，这么大的中国当时的中国版图比现在的还要大，四亿人口真的多吗？我觉得这么广袤的土地养活四亿人口是不成问题的。的确，就当时的人口情况和明朝相比，土地的人均占有量是少了一点，不过，当时新垦殖的土地也是有的，量也不算小。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的农作物的引进，粮食的总产量也增加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番薯和玉米。以前中国传统的农作物是这样分布的：南方主要是稻米，它产量比较高，但对田地质量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土地平整，有充足的水源；北方一般种植的是小米，它对土地质量的要求不高，什么地方都可以种，但是产量低。总体上来说，在明朝前期，即使是有大规模的土地垦殖，粮食总产量也是很难上去的。但明朝中后期传入的番薯和玉米不仅适应性广，什么地方都能种，而且都能高产。所以此时很多山间的土地都被开发出来了，全国的粮食总产量也大幅增加，并不存在土地养活不了人的问题，至少，这在太平天国兴起时还不是主要问题。

讲到人口的增加，传统的观点一般把它归结到康熙时代的政策，“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从此以后，新生人口不征人口税了，而且清朝的赋税比较低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这么理解，好像是当时的人因为不收税了就拼命地生。我觉得这种说法似乎把中国人想得很贱，特别不值钱的感觉，其实未必如此。“盛世滋丁，永不加赋”这一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刺激了人口的增长，其实并不一定像我们所想的那样，存在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如果某个地方比较富裕，那么一个家庭的人口在达到一定规模时，当家的人会主动采取措施来减缓人口的增长。中国农民是很理性的，他们很早就知道，如果人口太多，家庭的幸福指数就不会保持较高水平，所以他们会主动节制的。此外，人口的增长跟很多因素相关，比如粮食的丰盈程度、卫生条件、家族生存目标等。

前面讲过，清朝是个相当内向和保守的王朝，表现之一就是，它对崇本抑末的政策一直非常热衷。但时代早已发生改变了，经过了两百多年，清朝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发展[注: 概念 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状态，走向经济和社会生活现代化的过程即称为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与清初已经完全不同，但是统治者却仍然拿不出一个应对变化的对策来适应时代的发展，比如，始终没有征收商税的概念，也没有对社会经济进行相应的管理。他们仍然坚信，如果农民脱离土地，脱离宗法关系，那么就是流民，甚至是莠民，也就是不良的百姓。许多脱离土地的农民会自发组织一些自助自卫的团体，比如洪门天地会的前身，他们本来并没有与统治者对抗的意思，却常常被镇压，因为朝廷认为这些都是非法组织。包括民间的那些秘密宗教或秘密帮会，其实最初都不是秘密的，而是一些脱离土地的农民的自助组织。但朝廷却认为这些组织非常危险，而且把起因都归于农民脱离了土地。可见，朝廷面对这些变化时，几十年，甚至百余年都没有生出对应的措施和对策来，只会一味地进行排斥和压制。这样，社会就会形成一种非常畸形的状态，或者说是风气。人们会普遍认为，凡是离开土地进入其他行业的农民都是不务正业的。与此对应的是，整个社会的反叛性会增加。那些所谓的反叛团体在被镇压的过程中会表现得越来越极端，反抗性越来越强，许多帮会后来被扣上“反清复明”的帽子，其实这都是官方压迫的结果，那些帮会当时哪会有这种理想。

洪秀全创教史

以上是对当时政治社会总体状况的描述。国家问题很多，最先出事的是在两广。现在的教科书一般把洪秀全创立的宗教称为拜上帝会[注: 拜上帝会又称“拜上帝教”。洪秀全用宗教名义创立的反清组织。1843年洪秀全仿照基督教形式，与冯云山在广东花县(今花都)创立。]，其实他创立的是拜上帝教[注: 中国清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吸收基督教教义而成立的特殊基督教组织。19世纪中期，洪秀全受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的影响，在家乡广东花县组织拜上帝会，]，王庆成先生已经就此进行过详细的考证。洪秀全当时就是重新创立了一个教。为何会叫拜上帝教呢？其实这是中国民间宗教里一个古老的话题。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再次进入中国，而最具开创性的是那些新教的传教士。新教本来就是从天主教中分离出去的，有很强的可塑性。为什么没有人利用天主教来叛乱呢？因为天主教是本教，普通信徒对教义是不能随便解释的，《圣经》的解释权掌握在教皇手中。但是新教就无所谓，可以纠集一帮人成立一个新教派，选一个头，每人都能按自己的理解读《圣经》，这样必然会产生对教义的不同解释。新教的传入之所以能在中国引发这么大的叛乱，本身就与它自身的性质有关。而新教之所以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的传播，主要又与前面讲过的，鸦片战争以后解除教禁相关。而且机缘凑巧，洪秀全生在广东花县，是一个失意的农村读书人，他在家中种地、读书，同时教几个孩童识字。这样的读书人在传统中国不计其数，绝大多数教农民的孩子识字的人都是这种半耕半读的学究。不要因为洪秀全当私塾教师就以为他不是农民，他就是农民，他也必须种地。仅仅靠教几个学生所得的束养活不了家人，所以农忙的时候，学生就会放假。而且这些乡村教师没有正式的私塾，他们就在自家的堂屋里招几个学生来教。当然，如果有人去考过试，那么他的地位就会高一点--县里一关，府里一关，省里还有一关，每通过一关，他的地位就会更高一点，他的学生可能就会多一点，因为读书人当时在社会中的学养和学品是靠官方来认可的。就像我们现在的文凭都是教育部发的一样，如果这文凭不是教育部发的，大家可能就会认为这小子啥也不是。在当时，读书人的学品都要靠官府组织的考试来评定，虽然不一定正相关。而洪秀全就是这样一个希望通过科举找到进身之阶的普通读书人。他已经通过了县里的考试，所以去广州赶考还是有一点小基础的。当时就像现在的高考一样，学额是以省区为单位进行分配的，有的省学额放得比较松，因为那里读书人少，有的地方人太多，录取分数就相对高。若是在贵州这样的地方，可能洪秀全就能考上去了，但在广州这里，他就一直考不上，因为广州在当时岭南一带属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接下来的情形大家就基本知道了，他在灰心沮丧之时，遇到了中国传教士梁发又叫梁亚发，“亚”字是当时广东常用作昵称的字。梁发给了洪秀全一本小册子，《劝世良言》。里面讲的是什么内容呢？其实是梁发用半通不通、半白半文的汉语，加上一些广东话阐释了一些《旧约》的故事，但阐释得非常荒唐。他直接认定撒旦是蛇，所有出现撒旦的地方他都认为是蛇。后来洪秀全对蛇很痛恨，对与蛇类似的龙也很痛恨，就是受到梁发的影响。如果对《旧约》进行全面合理的阐释，肯定不会认为撒旦就是蛇，因为蛇只是撒旦在诱惑夏娃的特殊情况下才显现的一种存在状态，但是梁发却将这种错误的理解贯穿到《劝世良言》的内容之中。

洪秀全得到这个小册子后，也没有及时看，他回家后生了一场大病。洪秀全这人有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出人头地的愿望特别强烈。我估计，这书他还是看了几眼，因为此后他又生了好几次大病，并在病后自称在梦里到了上天，见了上帝。等他病好以后去翻这个册子，觉得其中的描述有很多在梦里似曾相识。然后他就准备去学习新教教义，他还真找了一个美国传教士罗孝全学了几个月，然后就要求受洗。当时的程序是这样的，信徒先要信教，然后提出受洗请求，此时教会又会考验他几个月，考验通过以后才能为他施以洗礼。罗孝全在跟洪秀全交流的时候，发现这哥们有点奇思妙想，挺不规矩的，于是就犹豫了一下，拒绝为他施洗。要知道当时的信徒大多是像梁发这类人，文字都不太通，更多的人还不识字，现在好不容易来了个识字、还曾考过试的人，应该属于教会的人才了，但这个传教士居然不给他施洗，于是洪秀全就生气离开了，从此自立一个教，自己去传教了。

洪秀全干的也是这种事儿，他利用基督教就跟别人利用白莲教差不多--既然罗孝全不替我施洗，我干脆自己创个教，自己当教主。但他在传教过程中马上便遇到了问题。其实洪秀全想出人头地，很大一个原因在于他是客家人，当时客家人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不太受人待见，常常被歧视。而且因为他们是后去的，本地人把好的土地都占据了，他们只能居住在贫瘠的山区或是平原地区的边边角角。即便是读书亦如此，学额的分配一般都是向着土籍人。而且土客籍之间的械斗频繁，甚至有几个县经常跨省械斗，这些在历史上都出现过。客家人的抱团心理和土籍人的地域意识都十分强烈，这又正好说明了我前面提到的观点，即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地域矛盾常常大于阶级矛盾[注: 广义解释 广义指不同阶级之间因利益和要求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狭义解释 狭义指剥削阶级和劳动阶级之间因利害冲突而产生的矛盾。]。传统的乡村聚落一般是以宗族为单位，都是一个姓，算起来同属一个祖宗的后代，宗族内部自然又分成有钱人和没钱人。假若乡村里迁入另一个姓的外来宗族，而且对本土宗族可能会有威胁，想想看，如果你是没钱的本地人，你是跟自家宗族内的有钱人矛盾大，还是跟外地人的矛盾大？显然是跟外地人的矛盾更大。本村的财主还可以作为你的依靠，或许困难时他还会给你捐点钱，帮帮你。

洪秀全本来就是客家人，现在又搞这个教，使得大家觉得他更古怪，更排斥他。所以洪秀全其实是在花县待不下去了，只能和他的兄弟朋友，如冯云山、洪仁等人往外走。往哪里走呢？往贫瘠的地方走。两广地区，广东比广西富多了，广西当时是个穷省，而且不像现在有出海口。广西有出海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儿，历史上一直就是个内陆省份，而且大部分地区又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注: 喀斯特地貌（karstlandform）指可溶岩（主要是分布最广的碳酸盐岩）经以溶蚀为先导的喀斯特作用，形成地面坎坷嶙峋，地下洞穴发育的特殊地貌。]，下雨就涝，无雨则旱，就是这样一个很穷的地方。不过即使是在这里，客家人仍然只能住在山里，于是，洪秀全一行就到了广西桂平山区。尽管他们是广东的客家人，但广西当地的客家人将他们视为自己人，所以他们就在这里扎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