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罗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英国人对中国的造访，迅速打破了传教士们在欧洲建造起来的中国神话。马戛尔尼使团虽然没有完成他们的使命，但它却将大量的关于中国的情况带回了英国。英使团为后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记录。马戛尔尼写下了大量的公文报告、书信与出使日记，副使乔治·斯当东和约翰·巴罗，甚至一位仆从和一位列兵都出版了他们的随行纪实，使团的画家托马斯·希基和制图员威廉·亚历山大还带回了大量的中国风物画与素描。

全世界第一次真正撩开了这个神秘国度的面纱。“这个使团最为重要的收获，大概就在于它导致了有关中国知识的激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明确地标志着英中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回国之后，英国副使斯当东编辑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以及使团随行人员发表的各种报告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欧洲人发现，“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注: 专制主义: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权至行使行政权,财权,军权等-zhuanzhizhuyi]暴政的典型。中国不是富裕的国度，而是一片贫困的土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周宁《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问题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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