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时的米价，仅为谷贱时米斗“钱七十”的十四分之一，是经过政府平抑之后“米一斗为钱五十”的十分之一，这可信吗？这样的数字只能是史官的伪饰。

二

那么出现在初唐那一幕天下大同的治世，就很值得怀疑了。

一个国家的国力如何，还要看局外人的评价，当时的国际友人、高昌国的国王麴文泰，便一直认为初唐时的国力，根本比不上前朝，他曾对自己的国民公开说过这样的话：“往吾入朝，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也。”（语见《资治通鉴》第一百九十五卷。）麴文泰在贞观四年（630年）十二月入朝，这正是史臣最为称赞的一年，麴文泰沿路所见，却是“城邑萧条”，完全不同于《新唐书·食货志》的说法。

其实，终李世民一生，大唐帝国不仅在经济上无法与前朝比匹，在人口上也不及前朝甚远。李世民故去三年之后，有一次，他儿子高宗皇帝李治问户部尚书高履行道：“去年户口增加了多少？”高履行答道：“去年共增加十五万户。”李治顺便又问起隋代及现在的人户情况，高履行答道：“隋代开皇年间全国有八百七十万户，现在全国有三百八十万户。”（事见《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九。）说明经过唐代立国之后近四十年间的休养生息，其人口仍不足隋代全盛时的一半。

从两代经济与人口情况的对比，贞观时的国力可见一斑。

《新唐书·食货志》所谓“人行数千里不赍粮”，也就是说行旅于途有得到食物补给的足够保障，无需自备干粮，这仅能说明商业的初步恢复。至于所谓的“外户不闭者数月”，只要参照麴文泰的“非复有隋之比也”的感慨，便不难明白。

其实，贞观之治的由来，是有其现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说，“盛世”造假，早有人为之。所谓的贞观之治，不过是一帮御用史家依样画的葫芦罢了。晋人干宝在《晋纪总论》中提到太康时的社会现状时，就有这样的溢美之词：“牛马被野，余粮栖亩，行旅草舍，外闾不闭，民相遇者如亲，其匮乏者取资于道路。”其口吻与贞观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却是不三代而亡，这牛皮未免吹大了，难怪后来房玄龄在主修《晋书》时，要弃干宝的《晋纪》如敝屣了。

三

除了夜不闭户的和谐局面外，李世民最为后世推崇的，还有两桩事，便是白居易在《新乐府》诗里所歌颂的“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的民本精神。

“怨女三千出后宫”，事在武德九年（626年）。据《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载，是年八月初九日，太宗以皇太子的身份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十八日，太宗即颁诏：“宫女众多，幽閟可愍，宜简出之，各归亲戚，任其适人。”

这事儿言之凿凿，好像假不了，仔细一论，似乎又不尽然。要知道那时大内的主人还是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李渊，李世民还不是大内的真正主人，直到李世民登基三年之后的贞观三年（629年）四月，李渊才迁出大内，移居大安宫，李世民当月才开始在太极殿听政。所以，李世民所放者乃是他老子的宫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宫人，太宗的行为不过是慷他老子之慨，拿他老子的宫人来为自己收揽人心。

再说，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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