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囚四百来归狱”，事在贞观六年（632年）。《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

李世民纵囚在历史上也并非都是颂声一片。北宋的欧阳修在他《纵囚论》里道：“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意思是这不过是太宗和罪囚们事先约定的一场政治秀，太宗借此以成贤君之名，罪囚们也得不死之惠。

清代大儒王夫之同欧阳修一样，也认为李世民纵死囚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骗局：“太宗阴授其来归则赦之旨于有司，使密谕所纵之囚，交相隐以相饰，传之天下与来世，或惊为盛治，或诧为非常，皆其君民上下密用之机械所笼致而如拾者也。”王夫之以为，李世民之所以敢铤而走险，是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不怕死囚们不按时来归，因为“（太宗之世）法令密而庐井定，民什伍以相保，宗族亲戚比闾而处，北不可以走胡，南不可以走粤，囚之纵者虽欲逋逸，抑谁为之渊薮者？”（语见《读通鉴论[注: 《读通鉴论》-《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有关古史评论的代表作之一。是王夫之毕其一生心血，从69岁开始动笔写作，在其逝世前才完成的一部史论。]》卷二十《太宗》之十一。）意思是太宗时的法令严密，户籍和连坐制度尤为完备，边关的管理也相当到位，要想逃出去，几无可能。列位可别以为古时候的国境线都是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可以任人自由出入。要知道，当年玄奘法师因未取得政府的通关文牒而偷渡出境，过五烽，涉大漠，九死一生，如果没有第一烽校尉王祥和一干关吏的帮助，恐怕早成一堆白骨了。（事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死囚们既无处可逃，又无处可藏，还得冒宗族亲戚遭受株连的风险，他们怎么可能不乖乖回来？

再者，这其实也不是一件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事，因为在李世民前，早有人干过。清人赵翼的《陔余丛考》卷十九“纵囚不始于唐太宗”条谓，纵死囚归家始于后汉的马援，自后汉、两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宋、元、明，其中皇帝和官吏纵囚的，共有二十余次。而只有李世民一人独得大名，就不能不让人怀疑他的用心。

“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知、术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义之可借，是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功耳。”（语见《朱子文集·卷一·答陈同甫书》。）

四

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国时的做贼心虚使然。

在传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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