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文化。在他看来，“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的关键之所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实可谓化琐碎为深刻。吕思勉着眼于“大”，其学术旨趣是“说明中国社会的总相”，治学以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见长。吕思勉同时又着力于“小”，注重研究具体问题，舍得在排比史料、分类札记上下功夫，有总计762条，一百余万言的三大册《吕思勉读史札记》传世。吕思勉的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就是在这些考证性文章的基础上写成的。他以大见小、大小结合的学术理念和实践，为当前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范例。就个人来说，我倾向于：学贵自成体系，钻研应有重点；如若漫无边际，势必不得要领。赵俪生老师说：“光考据不行，还需要思辨。”当然，光思辨也不行，还需要考据。
二是哄抬历史地位不可取。如抬高断代史的地位，既有所谓“唐粉”，也有所谓“宋粉”。我们喜欢“数第一”，其实宋代的若干“新”现象，唐代已有之。有专家将南宋视为从大陆帝国到海洋帝国的转型，并称这是“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未免言过其实。又如抬高地方史的地位，本人就曾被包弼德教授戏称为“大四川主义者”。研究地方史应当具有全国观念，不应当简单地为某一特定区域争历史地位。再如抬高研究对象的探讨，如唐宋富民问题的研究者宣称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是解构唐宋社会的一把钥匙。还有为祖宗、为家乡人辩护甚至翻案，如蔡京以及王钦若、史弥远等。当然对于这些人物从前是否一味鬼化，现在值得再研究。通史姓“通”，重在一个“通”字。哄抬历史地位，对总体史有害无益。
南宋的大局
南宋时期的大局，我个人认为是长期处于战时状态或准战时状态。战时状态牵动着、制约着南宋社会的诸多方面，要认清若干南宋历史的若干实情，只怕都离不开南北对峙、战时状态这个大时局、大背景。这或许是常识问题，但在探讨具体问题时又往往有意无意地被淡忘，似乎有必要稍加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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