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23]至于他们手下的各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湖北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素以虐民喜事为能。乾隆六十年委查宜都县境，吓诈富家无算。赤贫者按名取结，纳钱释放，少得供据，立于惨刑，至以铁钉钉人壁上或铁锤排击多人。情介疑似，则解省城，每船载一、二百人，饥寒就毙，浮尸于江。殁狱中者亦无棺殓”。[24]
四川总督福康安与和绅一样都是乾隆帝宠信的重臣，也是有名的贪官。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与常丹葵相仿，也是“借查拿邪教为名，将殷实之家肆行讹诈……任内赃私狼藉，民怨沸腾，人人共知……私设衙役至五千名之多……凡有习教之人，无不遭其索诈，以致不能安身，遂萌异志”。[25]
乾隆六十年，爆发了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清政府从各省抽调大批人力、财物进行镇压。由于湖北、四川二省邻近湖南、贵州，所以这两省人民的负担就更加沉重。但地方官“赋外加赋”，残酷榨取，造成了“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26]
人祸已亟，天灾随之。在湖北，江、汉河防因长年失修，结果连年发生水灾。据《楚北江汉宣防备览》记载，长江、汉水自“乾隆、嘉庆年间，连年溃堤，岁比不登，民困斯极!”[27]仅就长江来说，乾隆五十三年，荆州地区“江水泛涨，冲溃堤城”，大水从“两路人城，水深丈余，两月方退，官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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