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上海帮会甘心充当蒋介石政权封建法西斯专制统治的爪牙，镇压工人运动，打击和摧残民族资产阶级。１９２７年５～６月间，蒋介石接连指使帮会分子充当绑匪和中介人，以绑票形式勒索上海资本家。上海先施公司经理欧炳光的３岁儿子被绑架后，绑匪竟以“向党国事业捐款５０万元”作为赎票条件，有人估计，“蒋用这种手段筹集到大约５０００万美元，近代上海在任何一个政权下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恐怖统治”，[13]帮会头目习惯于用暴力手段干扰日常经济活动，在交易所硬定价格，开办金融业逼人“堆花”，指使小喽罗寻衅斗殴，抢夺码头等等，所在皆是，至于借故“敲竹杠”更是家常便饭。这些活动干扰了正常的经济活动，影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
最后，帮会的种种非法活动，对市民心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帮会的所作所为，包括帮会的暗号、暗语、心理定势，大量渗入市民日常生活，积淀为“海派”文化卑劣的一面。
三
抗战胜利后的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短暂和平年代里发生了上海帮会史上第二次蜕变，这是一次中途流产了的蜕变过程，它的主要内容是帮会寻求政团化、政党化的新的组织形式。这一新动向的出现有其特定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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