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当局在前述毒品贸易等非法营业和警政问题上的暖昧态度，反映了租界当局只关心和维护殖民当局的利益，不惜以牺牲中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卑劣心理。这一点早为中外人士所关注，与租界历史相始终，“工部局只为保护少数西人的利益，而受治于尤少数的人”的批评不绝于耳，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开始，上海一直被中外人士称为“罪恶的渊薮”就不奇怪了。

         帮会在２０～３０年代第一次蜕变所造成的影响是相当恶劣的。

         首先，上海帮会的恶性膨胀刺激了全国各地帮会分子的胃口，各地纷纷效尤，大肆扩张帮会组织，在全国形成一股扩充帮会的狂潮，北方的理教、一贯道，四川的哥老会、袍哥泛滥一时，各地还涌现出一大批“杜月笙”级的人物，有天津杜月笙、汉口杜月笙、香港杜月笙、扬州杜月笙等。帮会之祸推广全国。

         其次，上海帮会公然组织鸦片公卖，把烟毒推向全国，严重毒害了全国人民身心。据统计，三鑫公司每年经营*鸦片１．２～４万担之间，[12]相当于当时全国鸦片消费量的２５～８５％，上海帮会成为帝国主义毒害中华民族的主要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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