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帮会开始进军合法行业。１９２９年杜月笙开办“中汇银行”，３０年代初又插足面粉、棉纱、航运行业，成为所谓“实业巨子”。帮会侵入经济领域主要是为了聚敛钱财，供自己挥霍和扩张帮会势力。所以，尽管它表明充满封建腐朽气息的帮会开始进入现代经济生活，不自觉地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更多的是在经济活动中不讲信誉、不守规则，用暴力手段强买硬卖，干扰了经济活动正常进行。１９３６年５月在投机风潮中杜月笙出面强迫面粉交易所按其规定价格结算便是一例。[9]
第四，帮会的形象发生变化，套上了慈善面具，充当社会仲裁人。
从３０年代初开始，帮会发起一波又一波慈善攻势，活跃于各种慈善活动中，力图改善自身的形象，帮会头子杜月笙还利用他的门徒，在各种社会冲突中充当仲裁人、调解人。他热衷于调停工人运动，热衷于调解各种社会冲突，企图塑造“大善士”的形象。但是他所依赖的既不是合法的权威，又不是道德威望，他的权威主要来自于帮会的暴力，所以他的调解和仲裁，也是另一种强加于人。
从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恶性膨胀、蜕变成为一支控制这个城市的非法暴力组织的事实中我们可以发现，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上海帮会利用两种社会机制衔接部分的错位所造成的有利形势来扩张自己。辛亥革命前后，随着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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