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数量上帮会恶性膨胀人员剧增，带动了内部制度、仪式的简化，逐渐打破了内部各集团间的界限，为帮会向社会各个阶层扩散扫清了障碍。

         帮会组织的膨胀从民初直到１９４９年几乎从未停止过，而上海帮会的膨胀又特别严重。３０～４０年代有人统计，青帮“大”字辈居住上海者为３９人，占全国“大”字辈总数的１／４；“通”字辈中居住上海者２３２人，占全国“通”字辈半数以上。到１９４９年，青帮所传字辈，已把前２４字中的最后４字“大通悟学”传完，又按新撰２４字辈下传，为“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各辈，其时上海帮会中辈份最低者为“戒”字辈。时“大”字辈在世者已经很少，但“通”字辈以下共存的竟有八辈之众，其发展速度的异常可见一斑。同样，从民初到抗战时期，洪门在上海开立的山堂也达到４０多个。帮会控制的群众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5]

         上海帮会的总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未见确凿的统计资料。据朱学范估计，在上海文化水平较高、帮会势力相对较弱的邮电系统中，工人加入帮会者约占职工总数的２０％，就全市而言，加入帮会的工人占职工总数的比例当更大。[6]事实上某些行业如码头工人中，帮会成员占职工总数比例高达７０～８０％，因此不少老上海认为，上海帮会人数达７０～８０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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