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制的灭亡和连绵不断的战乱年代的到来，江浙一带大批农业人口被抛出他们熟悉的农村封建宗法社会，流入上海这个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两种价值体系的急剧转换，把他们置于险恶的环境中，他们迫切需要寻求团结互助的力量保护自己，而那些具有人们熟悉的传统宗法制度色彩的帮会显示了有组织的强力集团的巨大力量，吸引人们加入帮会。后来朱学范也说到，帮会的膨胀“是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的经济的*的种种因素所造成的。职工大众为了求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联合，需要互助。……当他们不愿依附国民党，但还没有达到靠扰*党的觉悟程度时，就选择这些合法的社会传统组织作为暂时保护自己的工具”。[10]
（二）租界当局、军阀政府腐败黑暗的统治和利用扶持政策，帮助帮会攫取巨额财富和优越地位。在帮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鑫公司的鸦片专卖活动的酝酿分赃过程正是这一利用和扶持政策的深刻反映。１９２４年底或１９２５年初，上海帮会“三大亨”组织成立三鑫公司，１９２５年５月“三大亨”同法租界当局和占领上海的孙传芳军阀集团达成由三鑫公司垄断上海鸦片贸易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租界当局应承担保护三鑫公司鸦片公卖活动的责任并一次性先得１４万元外，每年另可得到９６万元，同时法租界当局所辖“欧洲委员会”一年可从三鑫公司坐得近１千万元的收益；而盘踞上海的孙传芳则可从中得到每年１５００～６０００万元左右的收入。三鑫公司自己年盈利为５６００～６０００万元左右。在这场肮脏的交易中，帮会以其对地盘的牢固控制作为资本，取得了充当他的主子代理人的资格。倚仗这笔巨额财富，帮会不仅把上海踩在脚下，连对著名军阀孙传芳之类也不再那么买帐了。[11]
（三）租界当局警政管理的严重失职使帮会从被制裁的对象变为反过来控制社会的恶势力集团。帮会和捕房的关系在黄金荣进入捕房后判若两人，黄进入捕房后，利用警察的特殊身份，控制了一批帮会流氓为自己效命。很明显，这是违反警务工作的基本原则的。但是当时的法租界当局不但没有处罚黄金荣，反而认为他能干，为他加官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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