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记载，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清政府查获奉贤县民李如岗等邀众饮酒结盟，组成“猛将会”，该会又称“班子”（斑指）党”、“霸王党”。凡入会之人，俱于大指上带有银班子（斑指）一个为记，斑指外镌‘忍耐’二字，内刻本人之姓。奉贤、南汇、上海、松江、嘉定等处，均有人入会。”[1]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它可算是上海地区出现帮会活动的最早记载。
以后一段时间内，有关上海帮会活动的记载时断时续，不绝如缕。曾有过关于“塘桥帮”、“庙帮”、“百龙党”、“罗汉党”活动的片断记录。而“以敦乡谊，以辑同帮”为宗旨的各种以传统宗法制度为依据，以地域观念为核心的行会组织－－会馆，如：“商船会馆”、徽宁会馆、泉漳会馆、潮州会馆、浙宁会馆等陆续落成。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河漕改为海运，聚居上海的船工、杠夫不下１０万人，[2]这支庞大的队伍在上海开埠后不断沦为流民，成为帮会滋生繁衍的巨大温床。
１８４３年上海开埠之后，帮会投身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突出的有：１８５３年９月爆发的上海小刀会起义；１８７４年和１８９６年发生的两次四明公所血案；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中的光复上海之役。这些斗争中，除了四明公所事件主要是由宁波同乡会出面领导外，其余两次斗争的主要领导或起过重要作用的，是天地会洪门系统的帮会分子。
这一时期上海帮会的各个基本方面仍然是传统的。（一）在同当局的关系方面，上海帮会同封建统治阶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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