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是帮会所依托的上海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其最具冲击力和威胁的是租界的不复存在。在帮会的发展史上，租界曾发挥过决定性的影响。租界是独立于中国政府行政权力之外的国中之国，由于双方法律制度和*传统的差异，租界一直成为中国*力量的庇护所。因而租界当局和中国当局都需要某种既同双方都有联系，又保持一定程度中立身份的势力充当自身利益的代理人，从事某些自己不便以官方身份出面的活动。同时帮会也巧妙地利用租界当局与中国政府之间的矛盾，利用租界本身分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两部分的三足鼎立的分裂统治局面，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好处。但是这一切伴随着租界的收回而不复存在，上海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统天下，帮会丧失了利用价值，帮会的庞大势力和桀骜不驯的作风，又招致国民党侧目，这对帮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其三是国民党政权由过去对帮会以拉扰、利用为主转为采取利用、防范、打击并用、以打击为主的政策。抗战期间帮会的表现使蒋介石颇为反感。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帮会在国民党高层中重要的支持者军统头子戴笠坠机身亡，此后国民党内主张对帮会采用铁腕政策的蒋经国太子派渐占上风，国民党政权对帮会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戴笠死后继任的毛森最初曾把“军统”过去掌握的控制帮会的联合组织“人民动员委员会”改组为“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准备大干一场，但不久就偃旗息鼓，“新建会”受命停止活动。而各种打击帮会的措施纷纷出台。当然，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有个过程，尤其在初期，上海帮会倚仗着同国民党深厚的渊源并不十分重视这些含义深刻的信息。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权宣布的禁烟政策却给帮会上下以深刻的印象，认为不能漠然处之，应当改变活动方式，另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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