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战后民主宪政运动高涨，国民党的若干“民意机关”也大多以政党为吸纳对象，这种局面诱使帮会分子产生幻想，以为帮会拥有现成的组织和骨干，掌握了大批群众，其规模远胜国内大多数政党，可以乘机组织政团，同其它*势力一争高低，参与*分赃。

         在上述这些因素的刺激下，上海和国内帮会中掀起了组党、组团、组社的热潮，各种政团纷纷出笼。这一时期帮会政团热的特点有：（一）来势猛、数量大。抗战胜利后两年内洪门系统在上海建立的社团达２０多个，而从民初到抗战胜利前夕的３０多年间全国洪门建立山头仅近４０多个。到１９４８年初杜月笙估计上海帮会中各种社团已有３０多个。这还不包括总部设在外地、上海有分支组织的社团数。（二）老社团复活，但组织成员由“精英型”向“群众型”转变。著名的如“恒社”、“荣社”（前身为“忠信社”，抗战中停止活动）、“洪兴协会”、“兴中协会”等战前建立的老社团战后纷纷恢复活动。“恒社”骨干一度还准备在国民党当局“行宪”后组织政党，后虽放弃了建党的设想，但这些社团组织成分有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恒社”１９３４年拥有会员３２４人，加入“恒社”的标准为：文职科长以上；武职少校以上；工商界主任以上：年龄３０岁以上。战后“恒社”名义上坚持这一标准，同时又采用变通办法，对达不到这一标准的帮会分子改以恒社会员以个人名义另组外围社团的办法来吸纳他们，这些人不列入恒社社员名册，但对外仍承认其为恒社成员。因此，战后恒社“社员录”中仅列９００多人，而实际成员达２万多人。（三）出现了一批专门吸纳帮会分子的全国性政党。如中国民生共进党、中国民治党、民治建国会、洪门民治建国会等。其中“中国民生共进党”１９４５年由樊崧甫在西安成立，１９４６年５月总部迁上海，它自称由青、洪、汉（留）、礼（门）、白（门）、回（族）为基础组成，党章规定入党条件必须是上述人员，要入党先入帮，入党仪式即开香堂仪式。党帮不分堪称奇观。[14]此外还有总部设在外地、组织和活动伸入上海的全国性帮会政党，如：中国中和社会党，光复会，民主进步党等。这些政团负责人野心大，活动积极，在政坛上常有出人意料的表现。（四）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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