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前期四川和台湾两地出现的大规模移民开发活动，基本上都始于康熙二十年前后，且两地迁入的移民均以自发性移民为主流。四川真正的大规模自发性移民潮是在康熙十九年平定“三藩之乱”以后开始的，而台湾的自发性移民潮则始于康熙二十二年清廷统一台湾之后。清廷为何在同一时期内对两地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移民政策呢？亦即其历史背景如何？
四川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陲，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历朝政府开发的重点，也是战乱时期人们避难的良所。在经济上属于老开发区。秦灭巴蜀后，曾“移秦民万家实之”，秦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40〕。这虽并非单纯性经济移民，但却为四川社会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人力基础。秦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41〕。西汉初年，全国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42〕。三国两晋时期，避战乱入蜀之人更多，加速了四川的开发。西晋左思的《蜀都赋》对此一时期四川社会经济的繁荣作了极好的描述。唐代已有“扬一益二”之说。到了宋代。四川经济的发展已是“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43〕，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宋元之交，四川境内却遭受了残酷的战争蹂躏，户口耗损严重，据清光绪《内江县志》称：“宋元争蜀，资内三得三失，残民几尽。”又称“迨元一统，则己地荒民散，无可设官。一时资州、内江、资阳、安岳、隆昌、威远州县并省，终元代九十年未复。唯安岳复于至正元年”〔44〕。可见，资州等基层州县政权在整个元代都不曾恢复，虽不能断定这些地方绝无人烟，但至少应为户口稀少到“无可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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