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抑商就成了经济史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学者们围绕各朝代政府是否推行了抑商政策展开讨论。对清代政府执行的是什么政策，大致有两种看法：一认为政府推行的是抑商政策；另一种则认为政府没有推行抑商政策，两种认识都可以例举出许多史料进行证明，致使清代的抑商问题相争不下，很难得到比较一致的结论。然而，在这些争论中，对于抑商到底指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不同意见。

一般学者认为，抑商主表现在，“一加重赋税。二专卖制度。三贬低商人的社会地位。”【1】有人具体指出抑商政策的内容，“第一，抑制商人，但重视商业。以官商代替（部分地代替）私商，而非一般地阻碍商业的正常发展，更非不要商业。第二，为统一国家、举办公益事业或抵御外侮等必要的支出而筹措经费，从私人手中收回工商山泽之利，而非主要是奢侈浪费、搜括民财，搞单纯的聚敛。第三，从抑制兼并势力、减轻农民负担、均节贫富、缓和矛盾的角度出发，打击富商大贾，限制商业的畸形发展，损有余，补不足，而非简单的掠夺商人，尤其是中小商人。第四，从稳定农业劳动力，保护经济基础，增加粮食生产的目的考虑，遏阻农民弃农经商，限制工商人口过分膨胀，而非简单的压迫、榨取中小商贾，剥夺其正当的经营机会和生存权利。”【2】具体到清代，有人认为：“清政府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为对商业的进一步垄断与控制。在国内商业领域，清代的抑商政策主要表现在专卖制度、榷关制度、牙行制度和行会制度等方面，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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