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决策者对扰累商人的事情也十分重视，时常下令除弊。顺治“令各关差刊示定例，设柜收税，不得勒扣火耗，需索陋规。并禁关役包揽报单。”“各关纳银数多，给票数少者，许商民首告议处。”【11】（卷239，《户部·关税》）康熙帝说：“商民领吴逆资本者甚多，隐匿者亦或有之，若据告追究，恐无赖之徒，借此诈害富民，有累百姓。商人为四民之一，富民亦国家所庇，藏富于民，不在计此铢两，以后有首告者，应不准行。”【18】（卷97，康熙二十年八月丙申）雍正帝“谕各省商牙杂税，固有关国课，亦所以便民。是以各有额设牙帖，皆由藩司颁发，不许州县滥给，所以杜增添之弊，不使贻累于商民也。”【11】（卷247，《户部·杂赋·禁例》）乾隆帝认为：“其为商民之害者，乃胥役之需索，额外之诛求耳。督抚大吏，身任地方，于此等事不能留心查禁，以苏商困，而但欲妄减惟正之供，可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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