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反面,即抑末也就是向商人征收商税。可见,明清时期的人们把抑末、抑商看成是对商人收税,而这就是抑末、抑商内容的唯一所指,并非包含其他内容。
之所以推行这种国策,与当时国家的经济结构有重要关系。雍正帝指出:“观四民之业,士之外农为最贵,凡士工商贾,皆赖食于农,以故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12】(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已未)所谓四民之业,是把农、士、工、商作为四种职业,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看,也可以理解为产业,即在农、工(主要指手工业)、商各产业中,农业是根本,手工业、商业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称为末业。清代前期历届政府都认为“民以食为天”,所以他们不敢轻视农业,但在决策时也并未把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对立起来,而是以农为本业,其次是手工业、商业。由于从事手工业、商业所获得的报酬比从事农业来的快且多,就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去经商,历届决策者都害怕弃农经商的人多了,影响农业发展。雍正在同一上谕中还称:“市肆中多一工作之人,则田亩中少一耕稼之人。且愚民见工匠之利多于力亩,必群趋而为工,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致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小民舍轻利而趋重利,故逐末易而务本难……惟在平日留心劝导,使民知本业之为贵。”【12】(卷57,雍正五年五月已未)乾隆帝称:“至于商贾,阜通财贿,亦未尝无益于人。而古昔圣王,尚虑逐末者多,令不得衣丝乘车,推择为吏,以重抑之。”【18】(卷6,雍正十三年十一月庚子)“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田。……将使逐末者渐少,奢靡者知戒,蓄积者知劝。”【13】(卷1,《食货1》)可见,清代前期决策者认为,向商人征税可以抑制经商人口增加,但从当时的实际看,经商人口不但没有减少,而且还有所增多,在整个地主制经济的运转中,农业、手工业、商业比例适中,是协调发展的,从未发生只发展农业,不发展手工业、商业,使比例失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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