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政府征收商税的主要目的，相关政策，以及收税重还是轻，可以说明政府推行抑末政策的情况。商业税主要包括关税和杂税。杂税中“有当税、有牙税、有契税，各省皆征之。其余或有或无，原编不一。其目有牛税、马税、驴骡税，有鈩税、有酒税、有坑税、有铁税、有茶税、有木筏税、有烟税、有靛税、有曲税、有石膏税。市集之地有落地税，皆随征随解，附于地丁奏销。”【14】（卷18，《户部》）政府始终把商税征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和推动商品流通，便于百姓衣食住行的主要目标。“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7】（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伊辟题本）国家财政收入重要自不待言，但值得指出的是政府非常注意恤商、便民。顺治帝曾说：“榷关之设，国家藉以通商，非以苦商。”【15】（卷54，顺治八年闰二月乙卯）官员对上谕的理解也很准确，“职细阅恩诏一款，关津抽税原寓讥察，非欲困商。”【16】（顺治四年浙江巡按秦世祯揭帖）“商贾虽四民之末，而备物致用以利天下，率本诸此。至于设关榷税，国家自有成宪，疏商便民，法至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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