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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前期抑商问题新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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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10 10:57: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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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P.513）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认为，征商非抑末，“商贾民之正业”从未轻视。他既反对不征商税，又反对将征商视为“重征以抑末”。【6】（P.551）顺治年间，有官员指出：“设关榷税，上以裕国课，下以通商民，诚非细务，故特遣部臣，专敕往督之。盖取商贾之纤微，以资军国之需，重本抑末之意，亦行乎其间。”【7】（顺治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御史伊辟题本）康熙年间的官员仍然认为，“窃惟国家取民，原有定制，故田赋而外，设有关税。固所以取商贾以资正供，亦所以抑逐末而稽奸究，断未有市民交易原非兴贩，而亦税及纤毫者也。”【8】（康熙十一年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赞元奏折）“关之有征，以抑末崇本，示重农也。”【9】（卷18，《原序·康熙十二年苏州府知府宁云鹏撰序文》） “诸税之设，所以重本而抑末也。”【10】（卷24，《税课》）乾隆帝则明确指出：“国家设关榷税，定其则例，详其考核。凡以崇本抑末，载诸会典，著为常经，由来已久。”【11】（卷237，《户部·关税》）因此可以认为，征商即抑末、抑商是当时决策者、执行者及学者的共同认识，政府也以此为基本国策。反过来看，除了征商是抑末、抑商的内容之外，当时人并没有提出别的抑末方式，所以征商也应该是抑末的唯一内容。命题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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