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清朝定鼎中原之初，即已深悉致力于*、军事、社会、经济及文化等方面的建设，都是巩固政权的基本工作，对于怪力乱神，并不迷信。顺治年间（1644-1661），清朝政府一面禁止聚众烧香，伪造符契，妄谈祸福。一面开始制订文化政策。清朝政府深信儒家思想有利于统治政权的巩固，顺治十年（1653）四月，礼部遵旨将“崇儒重道”定为基本国策，于各省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以培养教化（1）。这种国策的制订，反映顺治年间的开国气象，已经颇具规模。康熙皇帝也认为孔孟之道，朱熹之学，远较佛、道空寂之说，更有利于*（2）。他深信儒家的纲常名教，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伦，上下尊卑之序，就是社会秩序赖以维系的生活规范。康熙九年（1670）十月，康熙皇帝论礼部时，进一步将顺治年间制订的“崇儒重道”国策具体化，提出了化民成俗，文教为先的十六条圣训，举凡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借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做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圣训的范围很广，自纲常名教之际，以至于耕桑作息之间，凡民情所习，无论本末或公私，都包含在内。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都尊崇孔子，其根本目的就是在于运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共识，确立其统治政权的基本道德规范，儒家思想遂成为正统思想，同时也是主流思想。康熙皇帝以上接二帝三王的正统思想自居，既不惑于福果之说，诸凡俱以尧舜之道为法。大学士熊赐履是日讲官，他潜心于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康熙皇帝崇儒重道的思想，颇受熊赐履等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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